本文是一篇企業管理論文，本文首先基于兩個要素內部投入結構構建雙要素結構共同效應模型和交互效應模型，從協同作用視角下研究物質資本結構和人力資本結構演變對資源型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然后進一步在雙要素結構影響模型框架中加入資本深化，構建三要素結構共同效應模型和交互效應模型，研究資本勞動結構、物質資本結構和人力資本結構演變對資源型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協同影響。

第一章緒論

1.1研究背景與問題提出

（1）中國資源型企業亟待轉型實現高質量發展

自20世紀90年代起，依托能源與礦產資源開采和初級加工的中國資源型企業快速成長起來，并于21世紀初期實現了資源型產業發展的“黃金十年”，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和工業化進程起到了重要的推進作用，在國民經濟體系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但2011年以來，中國資源行業開始進入蕭條，企業盈利能力明顯下滑。在國家大力推進“供給側改革”政策背景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積累的大量低水平產能已無法繼續為資源型企業實現盈利（楊丹輝等，2017）[1]，資源過度消耗、產品同質化嚴重、創新技術水平較低和環境負外部效應增強等問題日益凸顯，資源型企業發展受到了嚴重制約。究其根源，資源型企業主要依靠生產要素數量擴張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已不適于當前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亟待向新的發展方式轉型。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經濟發展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要促進經濟增長動力由要素投入驅動過渡到全要素生產率驅動。對于直接影響經濟發展質量的微觀企業而言，全要素生產率不僅能夠衡量企業技術進步水平，還有助于揭示企業物質生產的管理技能、制度創新和成長潛力等不易觀測的因素，是新發展階段最應當重視的競爭力指標（袁堂軍，2009；魯曉東和連玉君，2012）[2,3]。而隨著當前資源環境約束趨緊的現實情況，研究人員意識到全要素生產率忽略了資源和環境的約束，因而可能導致對經濟發展績效評價的扭曲，環境污染作為一種非期望產出被納入經濟研究的框架體系當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新概念在學術界率先被提出。

1.2研究意義

1.2.1理論意義

（1）有助于開拓和豐富微觀企業層面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研究

目前，關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多集中于宏觀經濟層面，且對相關影響因素較多關注環境規制、外商直接投資和產業結構等，而事實上，微觀企業的生產效率是宏觀經濟的基礎，企業要素投入結構的變化也深刻影響產出及其效率，這一視角常常被研究人員忽視。本文構建了要素投入結構與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系統理論框架，并從綠色技術進步和綠色技術效率的傳導路徑揭示其內在影響機理，從而有助于在要素投入結構視角下，開拓和豐富微觀企業層面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研究。

（2）有助于發展和完善資源型企業要素配置理論

企業要素投入結構在實踐中呈現出不斷演變和復雜化的特征。現有文獻對要素投入結構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資本要素與勞動要素的相對比例，即要素間的結構比例，而忽略了要素內部也在發生結構質變。本文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之上，將要素投入結構細分為資本勞動結構、物質資本結構和人力資本結構，并探討其對資源型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有助于對資源型企業要素配置問題做出新的探索，深化關于資源型企業如何優化要素投入結構的理論認識，為資源型企業要素配置決策提供理論參考，從而促進資源型企業要素配置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3）有助于形成要素投入結構影響資源型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理論機制體系

資源型經濟有別于一般的工業經濟，需要結合經濟特質進行專項研究。本文基于要素投入結構視角對資源型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問題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不僅考察要素投入結構對資源型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線性影響，同時還進一步探討了要素投入結構對資源型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非線性影響機制和協同影響機制，因而從要素投入結構視角為資源型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提供了一個較為系統且值得推廣的分析框架，對于相關理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第二章文獻綜述

2.1要素投入結構經濟效應的相關研究

2.1.1資本勞動結構及其經濟影響

（1）資本勞動結構的概念及計量

資本勞動結構揭示單位勞動者所用的資本數量，通常用單位時期內資本與勞動的存量比例來反映。對企業來說，資本勞動結構指的是其生產中資本類生產要素和勞動生產要素在投入數量上的比例關系，從而體現企業生產中資本和勞動要素在不同時期的投入變化情況，就其本質而言是生產要素投入結構和要素配置效率的問題。

基于經濟學視角剖析資本勞動結構，資本要素一般指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而勞動要素一般指勞動力總量。對于勞動要素投入指標的選擇，國外研究人員往往以勞動時間，即工作的小時數來反映（Perry et al.，1971）[26]。除去勞動時間之外，研究人員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工資也可以比較科學地體現勞動投入（Jorgenson，2005；李文兵，2011）[27,28]。由于中國缺少勞動者工作時間的有關統計資料（劉偉，2014）[29]，國內學者在研究工作中主要使用勞動人數來反映勞動要素投入（吳進紅和蔣蘭陵，2010；張杰等，2012；陳昌兵，2014；余東華等，2019）[30-33]。對于資本投入，理論上應該指的是資本使用流量，但由于這在現實中的計量難度較高，所以目前研究中常用資本存量來替代資本流量。現階段比較通用的估計資本存量的方法為1951年由Goldsmith所首創的永續盤存法，大部分研究者在實證研究中都采用永續盤存法來估計資本存量。但在測算采用的基礎數據資料上，學者們存在一定的爭議。

Garmaise（2008）[34]在研究中以企業固定資產賬面價值來計算資本投入。Spaliara（2009）[35]批判了固定資產賬面價值的準確性，并指出賬面價值代表的只是歷史成本信息，并不能有效體現企業在當前時間進行要素投入決策的判斷依據，因此采用了企業固定資產的重置價值作為資本的代理指標計算資本勞動比率。吳進紅和蔣蘭陵（2010）[30]、張杰等（2012）[31]分別以固定資產凈值和固定資產凈額來代理資本投入。陳正其（2013）[36]將固定資產投資額與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的想乘，并將這一計算結果視為固定資產的增加值。

2.2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相關研究

2.2.1傳統全要素生產率（TFP）

（1）全要素生產率的概念

全要素生產率的概念來源于“生產效率”——經濟體的投入產出比率。早期研究人員對生產效率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單一要素生產率，即僅考慮單一生產要素投入的產出效率。而勞動生產率就是一種最典型的單一要素生產率，亞當·斯密（1768）[117]最早在《國富論》中提出，勞動生產率的增加是國民財富積累增長的重要途徑。不過，在具體的工業生產過程中，投入要素往往最少包括兩種及以上，所以單要素生產率并不能準確反映生產效率的全部內容。1942年，Tinbergen（1942）[142]開創性地首次提出考慮多種生產要素投入的產出效率，即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概念，從而為生產效率的深入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Solow（1957）[143]把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無法由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要素投入所能夠解釋的那部分“剩余”歸于技術進步的效應，即所謂的全要素生產率，索洛增長模型因此也構成了全要素生產率測算的理論基礎。Kendrick（1961）[144]在索洛增長模型的基礎上將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分為要素投入和要素生產率，從而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含義作了進一步闡釋。Harrod&Denison（1969）[145]的研究表明，生產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但有產出量的提高，而且還有生產效率的改善，這就從另一個視角解釋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隨著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全要素生產率在中國的經濟發展背景下被賦予了新層次的時代內涵。無論是政府工作報告還是學術理論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提及這一觀點：全要素生產率是評價經濟發展質量的核心內容和重要變量（徐現祥等，2018；袁禮和歐陽曉，2018；逄錦聚等，2019）[146-148]。

第三章理論基礎與機理分析....................................33

3.1理論基礎.....................................33

3.1.1綠色經濟增長理論.....................................33

3.1.2要素配置理論...................................34

第四章資源型企業GTFP與要素投入結構演變分析...............................51

4.1 GTFP的測算模型與方法.............................51

4.1.1考慮非期望產出的綠色生產函數構建.................................52

4.1.2全域SBM方向性距離函數....................................53

第五章要素投入結構對資源型企業GTFP線性影響的實證檢驗.......................72

5.1研究設計.....................................72

5.1.1模型構建............................................72

5.1.2變量設定.......................................73

第七章要素投入結構對資源型企業GTFP協同影響的實證檢驗

7.1雙要素投入結構對GTFP的協同影響

7.1.1雙要素投入結構協同機制實證結果

表7.1為共同影響模型的回歸結果，被解釋變量分別為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綠色技術效率（Gec）和綠色技術進步（Gtc）。出于穩健性考慮，同時報告固定效應模型和動態面板GMM的回歸結果，其中列（1）-（3）為采用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列（4）-（6）為采用動態面板GMM的回歸結果。

由表7.1所示，固定效應模型和動態面板GMM模型回歸的結果一致。根據GMM回歸結果，當被解釋變量為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時，物質資本結構與人力資本結構交互項的影響系數為1.178，并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說明，ICT資本深化和人力資本深化共同作用可以顯著地提高資源型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從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分解因素的回歸結果中發現，物質資本結構和人力資本結構的交叉項僅對綠色技術進步（Gtc）都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對綠色技術效率（Gec）的提升沒有作用，這說明ICT資本深化與勞動力力結構共同作用時，主要是通過綠色技術進步提高資源型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第八章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8.1研究結論

中國處在經濟轉型升級、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推動資源型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勢在必行。同時要素投入粗放型發展的特征成為制約資源型企業轉型發展的重要瓶頸。在這一背景下，探討什么樣的要素投入結構有利于資源型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成為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為探尋要素投入結構影響資源型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機制、現實問題與經驗證據，本文在國內外關于綠色經濟增長、要素配置、適宜技術選擇等相關理論與實證研究的基礎上，較為系統地對要素投入結構影響資源型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理論機制進行了剖析，并結合當前資源型企業要素投入結構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實際，從線性影響、非線性影響和協同影響三個層面較為全面地考察了要素投入結構對資源型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效應，本文的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1）考察期內資源型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整體呈現增長態勢，但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和行業異質性特征。

①將由行業環境污染排放數據加權處理后的企業污染排放作為非期望產出納入測算框架體系，并利用SBM-GML模型測算了2002-2019年資源型企業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其平均增長率為47.5%，說明樣本期內資源型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整體呈增長趨勢，但同時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具體表現為增長（2002-2007）-下降（2008-2014）-再增長（2015-2019）的演變趨勢。

②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分解為綠色技術效率和綠色技術進步，樣本期內綠色技術效率和綠色技術進步都具有增長效應，且綠色技術進步的增長率（42.1%）大于綠色技術效率（11.6%），反映了企業綠色技術進步與綠色技術效率共同影響了資源型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且綠色技術進步的提升是資源型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主要原因。

③根據產業鏈關系將資源型企業分為開采業和加工業，樣本期內資源加工企業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整體上表現優于資源開采企業，細分行業來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最高的行業是電力和熱力生產供應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最低的行業是非金屬礦采選業，相比樣本初期出現了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衰減。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