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1935-1937年就讀于牛津大學，“碩士dissertation”題目《十七和十八世紀英語文獻里的中國》。

 

去看了錢鐘書的畢業dissertation

 

凡在國外待了一陣的人，難免有語言上的無奈。國語水平不斷退步，詞不達意和提筆忘字成了日常，而這外語上，又陷入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境地，寫篇正經的dissertation勉強，若要講究表達修辭，文化積累的短板就像枯水期的沙洲，彰顯無遺了。

 

有了這個困擾，我就想到歷史上的各位。民國的一群人早成了腳踏東西文化的典范，仿佛這個問題就不曾有過。作為一個“存疑派”，我是要把當年人的東西找出來，尤其是被公認為大家的，瞧一眼他們當年的英文水平。地緣上，錢鐘書自然成了我最方便的目標。

 

抱著這樣的想法，我給飽蠹樓（錢鐘書對牛津大學圖書館的戲稱——編者注）寫了一封信，寫明要一位中國學者 Qian Zhongshu于本校1937年畢業dissertation的原稿。不久就收到了回信，說沒有查到，那個年代的dissertation未入電子檔案，而且這篇dissertation在1998年出的一本書中收錄過，可直接去借。

 

我自然知道現代印刷的版本，但文藝病犯的時候，就是想要捧著原稿的歷史感。既然找尋不到，這事我就當過了，也沒放在心上。沒想到兩周后又收到郵件說，你要找的dissertation是Chung-Shu Chi’en的吧，那個我們有。

 

哎！沒文化真可怕！錢鐘書三十年代的時候當然用的威瑪氏注音，我發過去的拼音當然查不到。我紅著臉回了信，揣上紙筆，奔往檔案館。

 

拿到那本來自上世紀的線裝dissertation原稿時，就像到了藏寶圖指明的終點。

錢鐘書當年的畢業dissertation原稿，威氏注音：Chung-shu Ch'ien

 

先看了一眼標題，就嚇到了：

 

“十七和十八世紀英語文獻里的中國”(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這題目別說是碩士dissertation（錢老當年的學位等同于現在的M.Litt，楊絳翻譯作“副博士”，可算是研究型碩士），就是博士dissertation，拿去導師那里估計也是被一頓臭罵，打回重來。即便是當時，dissertation也是往偏僻窄處著力，才不至于太過寬泛，難以下筆。一篇dissertation要跨越兩百年的文獻，難以想象。

 

這樣一個標題下dissertation寫的如何呢？

 

錢鐘書在前言就給了個下馬威。引用了法國人Pierre Mertino的德國人Adolf Reichwein后，錢鐘書說相關主題的作品至少我在英文文獻中還沒發現，正巧為dissertation的研究提供了空間。#p#分頁標題#e#

 

這文獻綜述寫得霸氣。言下之意，我的研究方向，凡是拿英文寫的文字中都沒有，找到其它語言中倒是有，不如我就拿英文寫一寫吧。

 

全文中暗藏不少這樣的語氣，時不時地諷刺一下英語作家跟在歐陸作家屁股后面辛勤翻譯的往事。引用的選擇也頗為有趣，比如談到文獻中就中國人高傲的描寫時，就引用十七世紀英國人耳聞的中國世界觀：“歐洲人有一眼，我們有雙眼，而其余的世界都是瞎的。(The Chinese say, thatwe Europeans have one eye, themselves two, all the world else is blind)”。

文中的筆跡

考證的功夫更是深厚。每一頁的幾處引用，全篇下來，跨越兩百年，甚至提到了二十世紀初的文章，不免讓人嘀咕，在沒有電腦、google scholar和關鍵詞搜索的當年，錢老是看了多少書。

 

舉個例子，錢鐘書在文中考證了十七世紀英國的文獻記載上第一位中國人。在Life and Times of Anthony Wood 這本書里，他看到牛津大學的東方學學者Thomas Hyde和詹姆斯二世在1687年9月的對話紀錄，其中提到一位在牛津的中國居民。詹姆斯二世還收藏了這位中國人的畫像。Thomas Hyde自稱從這位中國人身上學了“不少東西”。

 

但這個中國人是誰呢？Hyde學到的“不少東西”又有哪些？

 

圍繞Wood和Hyde的著作，錢鐘書繼續找下去，他發現Hyde有一些未完成的書稿計劃，其中提到了這位中國人的名字“Shin Fo-burgh”，而學到的“不少東西”則是中國的測量單位。Hyde在1694年出版的書中還提到了中國的圍棋和骰子。這樣一來，考證才算告一段落。

 

順便說一句，Hyde和Wood當年的作品是用拉丁語寫的。

 

如果作者沒留下什么考證的空間，錢老還會牢騷一句，比如在說到Robert Burton時，錢老評價道這家伙的固疾(besetting virtue)就是標明文獻來源，整個作品一下子就沒那么有趣了。

 

而我最關注的文采呢？

 

廢話少說，我們直接上原文吧。先看看這段總結陳詞，排比用得和流水一樣：

 

“The general verdict of eighteenth century English writers on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stationary’. Their general verdict on the Chinese ‘genius’ is ‘inferior to the European in science’. Their general verdict on Chinese character since Lord Anson’s voyage is ‘wily and crafty’. Their general verdicton the antiquity of the Chinese is ‘boastful and pretentious’. If this is a reaction against the popularity of the Chinese taste in their actual life, it is surely one with a vengeance.”（十八世紀英國作家的臆斷，言及中國文明必談停滯，言及中國智慧必然落后歐洲科學，Anson王爵環游后的中國性格是狡猾詭詐，中國的古老是自欺欺人。如果這是對他們現實生活中國風格流行的一種反應，那這反應想必是帶著些忿恨的吧。）#p#分頁標題#e#

 

當然，錢式幽默的句子是少不了的。談到不將翻譯作品納入考察范圍時，錢老把這稱作是“紳士的共識”(Gentleman’s agreements)：

 

“Common sense andliterary ethics seem to agree on the point that compilation is one remove lessfrom original composition than translation, notwithstanding there might be morefundamental brainwork is a conscientious translation than a perfunctorycompilation.”（常理和文學倫理都同意，編撰比翻譯更近于原著的創作過程，雖然有時候一個嚴謹的翻譯可能比敷衍的編撰更需要大腦的耕耘。）

 

寫到這句的時候，想必錢老也會不由一笑吧。

第三章結束時的大排比，限于圖書館要求，圖就不能再上了

看來看去，還是自己的英文太差。

 

dissertation的最后，錢老還給學科化種了個評語，

 

“（漢學）專業化的弊端在于，本專業的學生懂得越來越多，大眾卻越來越冷漠。中國這個話題已然不再是人文熱情的一部分了”。正如絕大多數學科今日所面臨的場景一樣。

 

哎，總而言之…還是不說話了，默默讀書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