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既是語言的溝通，又是文化的溝通。翻譯教學作為高校英語專業和翻譯專業的主干課程，肩負著培養學生具有跨語言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重任。近年來，我國不少高校的翻譯教學重點逐漸從注重詞句的翻譯技巧轉到注重文化因素的滲透等層面，這是一個令人可喜的變化。但是，目前翻譯教學中仍然存在著不同程度的中國文化失衡現象。一些教師往往偏重英美文化的傳輸而忽視中國文化尤其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熏陶。http://ukthesis.org/Thesis_Tips/lxslwfy    學生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對如何用英語去恰切表達中國文化現象感到無所適從，這與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很不協調，應當引起廣大師生以及相關部門的重視。那么，如何在翻譯教學中弘揚中國文化呢?


一、從中國傳統譯學思想中吸取理論源泉，指導翻譯實踐翻譯


教學包含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等環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學術界翻譯研究的思路通常是運用西方翻譯理論闡釋中國的翻譯現象。相比之下，中國豐富的傳統譯學思想資源卻被遮蔽與邊緣化了。這種研究路向的偏頗直接影響到翻譯教學的方方面面。“中國的傳統譯論約始于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佛家經書翻譯。在我國的傳統譯論中，幾乎所有的譯論命題都有著其哲學———美學淵源。歷史定勢和文化整體形態的發展促使譯學與哲學尤其是與美學聯姻。例如道安的‘案本而傳’，嚴復的‘譯事三難’、傅雷的‘神似’、錢鐘書的‘入于化境’理論等等，皆與我國的傳統詩、文、書、畫論有著難割難舍的聯系。”［1］鑒于此，教師應有意選取相關教學素材作為補充，引導學生感悟中國傳統譯學思想的博大精深，同時也要讓他們認識到傳統的譯學資源只有經過不斷提煉、升華與現代轉化，才能古為今用，才能成為文化“軟實力”。例如，筆者在講授文學翻譯的原則時，以翻譯家劉重德先生的兩篇dissertation《試以“中道”來評判翻譯問題》以及《試從“中道”來觀察翻譯研究中的矛盾問題》為例，指出這是將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運用于譯學研究的范例; 筆者又舉例說明鄭海凌教授提出文學翻譯應以“和諧”為審美標準，也就是運用“圓通”的原則處理翻譯中的各種矛盾，體現了中國古代美學以“圓”為美的特質，它蘊含著中華民族深層心理的尚圓精神，這在《尚書·堯典》、《國語·鄭語》、《呂氏春秋·孟春紀》中都有表述。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隨著翻譯研究領域的“文化轉向”，“文化身份”問題日益受到關注。張裕禾認為: “文化身份是一個人，一個集體，一個民族在與他人、他群體、他民族比較之下所認識到的自我形象。”［2］就翻譯教學而言，應加強對自我文化身份的認同和彰顯，這樣才能在當今全球化的歷史語境中保持民族身份的獨立性。從中國傳統譯學資源中吸取養分則是有效途徑之一。翻譯理論對翻譯實踐具有指導意義，教師要深入淺出地使學生明白中國傳統譯論貫穿于翻譯實踐之中。例如，“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主宰著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也影響著日常表達習慣。這種思維模式體現在英漢語句子主語的選擇上就是一個典型例證，翻譯時要體現這種差異。一般說來，“英語可用人稱主語表達也常用非人稱主語表達。用非人稱主語表達時，往往注重‘什么事發生在什么人身上’，而漢語則較常用人稱主語表達。往往注重‘什么人怎么樣了’。”［3］請看以下句子: 我從未想到他是個不誠實的人。( It never occurred to me that he was a dishonestperson． ) 原文中的主語是“我 ”，譯文中的主語是“it”，表示這種想法從未在我的腦海里出現，突出了“我”對他為人不誠實的客觀事實感到驚訝。如果將“I”做主語，則更強調主觀印象。再例如，中國傳統美學重視“中和”之美，漢語四字格結構算得上是“中和”之美的典型。四字格言簡意賅，瑯瑯上口，這是受“和諧統一”以及“張弛有度”的審美心理特質的影響。漢語四字格無疑為我們有效運用譯入語的表達法提供了便利。請看以下三例廣告詞: Fresh up withSeven － Up( 君飲七喜，提神醒腦) ; Taste that beats theother colds( 百事可樂，冷飲之王) ; Too good to forget( 口味一流，永難忘懷) 。可見，要使譯文更加符合目的語讀者的審美心理，就要追溯源流尋找翻譯依據。



二、緊跟時代步伐，恰切翻譯


當代中國政治話語和文化現象當代中國政治話語的翻譯直接影響著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它“是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進程中應運而生的，很多具有中國時代特色的、原創的‘關鍵詞’，如‘四項基本原則’、‘發展才是硬道理’、‘自主創新’、‘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等，這些新詞匯如果對外表達不暢，我們的社會制度和基本國情就難以被世界理解，我們的文化和政治就傳播不出去。”［4］翻譯教學要與時俱進，教師應當通過各種途徑接受新事物，使學生掌握當代中國政治話語的翻譯，讓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國。例如，中宣部等五部委決定在新聞戰線開展“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簡稱“走轉改”，英譯文為: “go to grass － roots level，im-prove working style and change the style of writing”;“愛國、創新、包容、厚德”是北京市公布的“北京精神”，英譯文為: “patriotism，innovation，embracement，commitment”; “神秘中國紅，壯美東方冠”是上海世博會中對中國國家館的溢美之辭，“中國紅”是指中國人喜愛的大紅顏色，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不妨譯成“red，the symbolic color of China”． 翻譯教學引導學生對當代中國政治話語具有敏感性，體現出一種“文化自覺”的觀念，它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也許可以說，文化自覺就是在全球范圍內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觀的一種具體體現。”［5］“文化自覺”是譯者所必須具備的文化意識，也就是用英語恰當地把中國政治話語表述出來，以促進跨文化交際的成功。現代社會發展迅猛，大批新詞新語應運而生。呂叔湘先生說: “語言的變化涉及語音、語法和語匯三個方面，語匯聯系人們生活最緊密，因而變化也最快最顯著。”［6］例如，對網絡熱詞這些最新語言“碎片”的語際轉換，多少有助于對都市風尚的認知，培育對漢譯英技巧的敏感。［7］像“搶搶族”( freebie lovers) ，“折客族”( coupon freak) ，“恐歸族”( festival － reunionphobes) ，“泡客族”( professional job hunters) ，“刷卡族”( card users) 等等，這些流行詞語反映了當前的一些熱點社會現象。再例如，“神馬是浮云”( Everythingis butaflo a ting cloud． ) 是 2010 年最流行的網絡話語，勾勒了當今人們在生活和工作壓力下的一種無奈之情和自我安慰。近幾年來，隨著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交往日益頻繁，越來越多的漢語借詞進入英語，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中國英語”。這是因為: “要用英語向世界介紹中國的人和事，沒有地道的英語說法，只能是與眾不同的中國英語的說法。”［8］中國英語反映了特有的中國風俗習慣、價值觀念、政治經濟制度等方面的內容，逐漸被世界人民所熟悉和認同。在 2008年北京奧運會召開前夕，中國科技翻譯協會等部門開始向翻譯愛好者征集“中華老字號”的英語譯法，以此為奧運會推廣中國文化掃除語言阻礙。例如，“孔丘”可以音譯成“孔仲尼”，但最終還是在“孔夫子”基礎上音譯成“Confucius”。這是因為“仲尼”與“丘”在英語中很難找到相應發音; 中國武術最終譯為“Kang-fu”而傳遍世界，是因為該譯名簡潔明快，便于記憶。語言是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產物，一定時期的流行詞語和中國文化特色詞最能折射出社會的發展變化和民族風格，翻譯教學應讓世界了解今日中國的新生事物和“中華老字號”的魅力。#p#分頁標題#e#



三、重視中國語言文化的教學，提升中國文化素養



目前國內多數高校的翻譯教學忽視對母語與中國文化的繼續教育，造成學生的母語應用能力較差，他們不能用流暢的漢語譯介英美文化，更不能正確理解和譯介中華文化。翻譯教學的目的之一是使用英語傳播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以往的文化原則往往傾向于目標語文化，不利于文化教學的開展和學生綜合文化素質的培養。因此，文化原則應該拓展，體現為包括母語文化在內的各種文化教學材料。”［9］由于翻譯需要中英文水平的平衡發展，因此，母語及相關文化課程的學習十分必要。教師要合理設計教學內容和課時，教育學生重視母語文化的學習，并且確保文化教學與語言教學的同步進行。只有這樣才能透徹認識英漢語言和文化的異同，提高學生跨文化意識。教師可以通過翻譯鑒賞與批評等手段引導學生如何應對文化差異，培養學生的翻譯批評能力，逐步提升其翻譯水平。例如，筆者講述“直譯”與“意譯”時，曾以張璐翻譯溫家寶總理引用的詩詞為例，說明要根據具體語境使用變通的方法翻譯出其中深刻的文化內涵。請看以下句子: “亦余之所向兮，雖九死其憂未悔。”張璐譯文: For the ideal that Ihold dear tomyheart，I’d not regret at housand times to die． 譯者將“九死”翻譯成“a thousand times”就是意譯。還有這樣一句: “華山再高，頂有過路。”張璐譯文: No matterhow high the mountains are，one can alwaysascend to itstop． 譯者使用“always”一詞，表現出登頂的堅定信念。可見，對外翻譯要注意傳達出言外之意，因為外國人對中國的古詩詞并不了解。http://ukthesis.org/    一個譯者如果具備良好的語言文字能力和相應的文化背景知識，就能真正充當中國文化的傳播者。有不少學貫中西的翻譯家不斷學習祖國的語言和文化，為譯者樹立了榜樣。學生要想提高翻譯水平，就必須自覺閱讀一定數量的中國文學書籍和相關中國翻譯史方面的書籍，從中吸取豐富的語料和中國傳統翻譯理論資源。例如，關于“信”的翻譯思想，從我國現存可考文獻三國時期支謙的《法句經序》就可以看出，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中國佛經翻譯家已經形成以求“信”為中心的翻譯理念。《法句經序》中的“傳實”、“貴其實”、“勿失厥義”、“因循本旨”等提法，就是主張忠實地傳達原作內容。在中國翻譯史上，重“質直”而“少文飾”的翻譯風氣，雖然在六朝時期有所偏轉，但在唐朝時期重新興盛起來，中國傳統的翻譯思想還是以“信”為根本。翻譯家玄奘不僅以“求真”為翻譯的第一原則，還提出“五不翻”的觀點。這些翻譯史學知識為我們提供了翻譯實踐的依據。我們要“以史為鑒”，通過大量閱讀加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儒家學說為基礎涵蓋政治、教育、倫理、道德等文化，其中包含著豐富深刻的‘中庸之道’、‘天人合一’、‘人和’等和諧思想。其文化核心重在人格的培養和精神的塑造，是人文價值體系中的瑰寶。”［10］就目前中國翻譯任務來講，百分之九十是外譯中，尤其是英譯中。青年學生有責任在大學本科階段打好基礎，對母語和中國傳統文化有透徹的了解，這樣才能在今后的翻譯工作中將更多的漢語作品譯成英語，改變中國翻譯的“入超”現狀，讓中國文明的精神和價值觀念被世界上更多的人接受。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以及“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的戰略思想，這就要求翻譯教學在吸收西方優秀文化成果的同時，還要擔負起弘揚中國文化的使命，以在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形勢下振奮民族精神。只有在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精髓的基礎上，探索自己的文化發展道路，才能逐漸由翻譯大國成為翻譯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