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學碩士論文，本文在前期已完成對區域綠色金融發展水平的量化評估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狀況的深入分析后，通過實證模型驗證了綠色金融對對外直接投資的顯著影響效應。基于上述研究基礎，結合當前中國綠色金融發展的實際情況。

1  緒論

1.1研究背景與意義

1.1.1研究背景

近年來，中國政府不斷擴大對開放力度，深入實施“走出去”戰略，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呈現加速增長態勢。相較于2022年，地緣政治緊張以及金融市場持續波動等因素導致全球貿易投資增長乏力，世界經濟呈現復蘇放緩態勢。商務部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11592.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1.3%（以美元計為1627.8億美元，增長10.1%），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仍有較大發展空間。"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持續深化高水平對外開放，創新合作共贏新路徑。這一戰略導向不僅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政策支撐，更為全球跨境投資注入新動能。要實現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與質量的雙提升，必須構建以可持續發展為核心的經濟增長模式，擯棄以破壞環境為代價來提升經濟發展的模式，轉向綠色化、科學化、持久化的高質量發展軌道。

綠色金融作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工具，正在全球范圍內形成發展熱潮。近年來，發達國家及新興經濟體積極構建綠色金融發展框架，拓寬融資渠道，完善綠色金融發展市場。自2017 年起，通過七部委聯合部署，我國在浙江、廣東等五省區設立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建立具有地區特色的差異化發展試驗區。首先在部分地區進行實驗探索，然后為全國提高綠色金融發展水平提供示范。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將綠色金融作為五大重點任務之一。2024年4月，央行聯合國家發展改革委、生態環境部等七部門發布《綠色金融發展指導意見》，明確提出要強化綠色信貸支持力度。總體來看，中國已建成較為完善的綠色金融政策體系，并通過“一帶一路”、G20峰會、金磚國家合作等機制和平臺引領綠色金融發展潮流，推進綠色金融全球化發展進程。

1.2研究內容、方法和技術路線

1.2.1研究內容

本文的研究內容與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緒論。主要闡述研究背景，闡明研究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構建研究邏輯框架與技術路線，同時指出研究創新貢獻與不足點。

第二章，文獻綜述。梳理了有關綠色金融的內涵、功能及測度和對外直接投資的衡量與影響因素的文獻，并總結了文獻述評。

第三章，理論基礎及研究假設。本章總結了綠色金融發展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基礎，同時具體分析了綠色金融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機制，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的調節作用，在此基礎上提出需要檢驗的假設。

第四章，現狀分析及綠色金融的測度。這一章梳理了我國目前綠色金融發展現狀和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趨勢現狀，另外利用熵值法計算出綠色金融發展水平評價指標并進行分析。

第五章，實證分析。首先，基于前述章節構建的綠色金融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及獲取的對外直接投資數據，本文構建了面板數據模型，通過運用回歸分析技術，系統檢驗了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對對外直接投資的量化影響效應，深入剖析了其作用路徑與強度；通過替換被解釋變量、替換解釋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其次，對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影響效應以及綠色金融不同發展水平進行異質性分析。最后，對兩者影響機制及調節效應進行實證分析，得出結論。

第六章，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總結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的核心結論，并基于成果提出針對性政策建議。

2 文獻綜述

2.1 綠色金融相關研究

2.1.1 綠色金融的內涵

綠色金融的產生與發展并不是一氣呵成的，而是經歷了較為漫長的時間。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工業革命帶動經濟高速發展，但同時也給社會生活帶來了環境問題，綠色發展、保護環境的概念開始進入公眾視野，環境因素逐漸開始進入經濟社會并影響消費者選擇。為了尋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聯合國呼吁各國人民通過綠色可持續發展來推動經濟發展，各國積極轉變傳統經濟發展路徑，探索綠色可持續增長模式。在這一轉型過程中，金融業憑借資源配置的核心功能，自然成為環境保護的重要助力。通過將金融創新與環保理念深度融合，綠色金融的概念應運而生，為平衡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提供了創新解決方案。

國外學者對綠色金融的研究起步較早。Cowan E（1998）[1]對綠色金融的概念進行了系統性分析，認為綠色金融將環境經濟學與金融學相結合，金融學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而環境經濟學也在金融學的背景中結合了可持續發展的主題，為經濟發展提出新思路，即保護環境和經濟發展相結合，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Linnenluecke等（2016）[2]也認為綠色金融是一門交叉性學科，它結合了金融學與自然科學的研究，是一個快速發展的研究領域。同時，他考慮了行業和公司的財務影響，認為環境變化對企業既是挑戰，也是機會。Zadek S（2014）[3]認為綠色金融是一個較為復雜的概念，并且其研究為現代綠色金融的概念打下了基礎，他引入綠色投資的概念，并將其與綠色金融做對比，認為綠色投資包含于綠色金融中，綠色金融的衡量也需要考慮綠色投資的成本。Beck（2016）[4]等認為通過制定相關法律以及完善綠色產品的發展，也可以促進綠色金融的快速發展。

2.2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研究

2.2.1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衡量

鄭政秉等（2003）[36]將研究視角放在投資的區位選擇上，通過是否選擇某一區位為主要投資地區這一指標來衡量對外直接投資水平。高敏雪等（2004）[37]則將研究視角放在不同國家，以Dunning的投資周期理論為依據，用Panel Data模型來衡量對外直接投資提升經濟發展的水平。林謐（2004）[38]基于多國投資流量與存量數據構建聚類模型，結合模糊識別技術方法精準定位中國對外投資發展所處階段。劉凱敏等（2007）[39]排除了我國企業從國外撤資的數據，使用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部分計算出了增長率，來衡量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水平。余振等（2019）[40]為研究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反傾銷情況，從微觀角度統計了投資過程中涉及的日期、主體、范圍和地區，最終確定了各地區各行業的投資數量指標來衡量對外直接投資水平。余官勝（2024）[41]則創新性地以企業首筆海外投資與成立時間差作為量化指標，該指標數值越小反映投資決策周期越短，投資行動越迅速。

2.2.2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

Qian, XB等（2022）指出母國與東道國營商環境差異顯著抑制對外投資成功率，推高投資成本并壓縮投資規模。丘儉裕（2022）[42]聚焦“一帶一路”區域發現，制度性差異中正式制度距離擴大投資規模，非正式制度差異則產生抑制作用。夏鶴等（2022）[43]研究表明，母國推力與東道國引力雙重驅動對外投資增長，但政策協同效應未顯現顯著影響。曲如曉等（2024）[44]認為專利出海作為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新優勢，能夠促進中國企業，特別是數字化企業、順向投資企業以及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歐陽艷艷等（2024）[45]指出地價上漲通過雙重機制影響企業投資決策：既促使企業選擇當期對外投資替代方案，又通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與資產抵押能力增強對外直接投資能力。譚偉杰等（2024）[46]研究發現政府數字化采購顯著激勵企業海外投資行為，尤其對民營主體、技術/市場導向型投資及戰略性新興產業呈現更強驅動效應。李卓派等（2024）[47]證實出口經驗能有效提升企業國際化概率，尤其在信息獲取環節，通過經驗共享可推動非出口企業參與對外投資。黃榮斌等（2024）[48]研究表明東道國投資壁壘顯著抑制中國投資流入，其制度質量影響存在國別差異——發展中國家呈現制度規避傾向，發達國家則顯示制度偏好，且優質治理環境能削弱投資壁壘的負面影響。

3 理論基礎及研究假設 .............................. 13

3.1 綠色金融理論基礎 ------------------------- 13

3.1.1 可持續發展理論...................... 13

3.1.2 外部性經濟............................... 13

4 綠色金融、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分析 .................. 19

4.1 綠色金融發展現狀 ------------------------ 19

4.1.1綠色金融發展水平測算 ..................... 19

4.1.2綠色金融發展水平測度結果 ........................ 21

5 綠色金融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證分析 ........................ 31

5.1 研究設計 ------------------------------ 31

5.1.1 模型構建............................... 31

5.1.2 變量選取................................. 31

5 綠色金融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證分析

5.1 研究設計

文章基于2010-2021年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探究綠色金融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機制，選取省級行政區域作為研究樣本，采用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作為核心指標來衡量各省份的對外投資水平。接下來進行穩健性檢驗，然后進行異質性分析，研究綠色金融在不同地區對對外直接投資水平是否有不同影響以及不同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對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水平，下一步探究綠色金融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機制，最后探究經濟發展水平在綠色金融對對外直接投資影響中的調節作用。

5.1.1 模型構建

在構建基準回歸模型的過程中，首先需要明確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為確保模型設定的合理性，本文運用Stata 17統計軟件進行了豪斯曼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統計量顯著拒絕了隨機效應模型適用的原假設。因此，本研究選擇固定效應模型作為實證分析框架，以更準確地揭示綠色金融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內在關聯。

6結論與政策建議

6.1結論

本研究基于2010-2021年時間跨度，選取中國大陸地區30個省級行政區（不含港澳臺及西藏自治區）的面板數據作為研究樣本，系統考察綠色金融發展對中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具體影響效應。首先，基于對綠色金融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內涵的深刻理解，構建區域綠色金融和對外直接投資綜合指標評價體系，完成對區域綠色金融和對外直接投資水平測度，依據測度結果對區域綠色金融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進行描述性分析。其次，構建固定效應模型完成綠色金融對對外直接投資的線性影響探究；構建以技術創新為中介變量的中介效應模型完成綠色金融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機制探究。最后，通過構建調節效應模型分析經濟發展水平在綠色金融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過程中的促進作用。本文得到的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我國綠色金融發展雖起步時間較晚，但整體一直呈現快速發展模式，發展規模較大，發展速度較快。從時間維度看，除2011年有部分回落，其余年度我國綠色金融發展均呈現穩定增長趨勢。從空間維度看，當前綠色金融發展呈現顯著的區域差異特征，東部地區依托經濟基礎、金融資源、政策支持等多重優勢，在綠色金融發展進程中明顯領先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從省份維度看，北京的綠色金融發展水平最快，并且遠超其他省份，大部分省市綠色金融發展都為持續穩定增長，個別城市近幾年出現負增長的現象。

第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自2003年起高速增長，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中的排名由21位上升至第三位，2016-2019年雖為下降趨勢，但總體處于穩定發展階段，始終保持在全球前三名，收益再投資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投資領域涵蓋國民經濟18個行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自2002-2021年都為正向高速發展模式，近幾年保持在全球排名第三，投資領域涵蓋國民經濟所有類別。總體來說，受地緣政治緊張、通貨膨脹等因素的影響，2022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流量下降14%，位于世界第二位，同時我國東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區。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