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閱讀能力的發展是基礎教育階段最重要的目標之一，不僅僅因為閱讀是個體學習知識和技能、提升人文素養的重要途徑，還因為閱讀能力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學業發展奠定了基礎。小學階段是兒童發展閱讀、學會閱讀的重要時期，在深入探究兒童閱讀能力發展的過程中，理解其固有的發展規律以及明確影響閱讀能力提升的關鍵因素和機制，對于指導語文教學的開展以及促進兒童閱讀能力的進一步提升，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研究發現，影響閱讀發展的認知因素有兩大類，一是一般認知能力，二是領域特殊認知能力。通過對相關研究進行系統梳理后發現：首先，在回答一般認知能力與閱讀能力的關系時，現有關于表音文字的研究發現，工作記憶是早期閱讀能力發展的重要預測因子，且在個體發展的歷程中，工作記憶和閱讀能力相互影響。然而，這些結論是否適用于漢語閱讀能力的發展，仍未可知。其次，在已有關于領域特殊認知能力與閱讀能力的關系研究中發現，元語言意識是學齡期兒童閱讀能力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且工作記憶與元語言意識之間存在相互作用，并同時影響兒童閱讀能力的發展。但是，這些結論是否可推廣至漢語閱讀能力，亦亟待回答。基于此，本研究從工作記憶理論模型和閱讀的直接和間接效應模型（Directand indirect effect model of reading, DIER）得到啟發，通過兩個橫向研究和兩個縱向追蹤研究，分別以“變量中心”和“個體中心”視角、同時考慮兒童的漢字識別和閱讀理解兩類子能力，探討工作記憶和元語言意識與小學兒童漢語閱讀能力發展之間的關系。考慮到兒童在識記漢字的初級階段更依賴工作記憶，研究一擬明確工作記憶在入學初期兒童閱讀能力中的作用。通過選取 241 名小學一年級學生，結合漢字的視覺特征，同時測量了言語工作記憶和視空工作記憶兩個成分，探討不同工作記憶成分在小學一年級兒童閱讀能力中的作用。結果發現，言語工作記憶和視空工作記憶均顯著預測漢字識別和閱讀理解。研究二對研究一中的被試進行為期兩年的追蹤。模型競爭比較發現，小學低年級階段不同工作記憶成分和漢語閱讀能力之間存在雙向預測作用；進一步構建平行增長模型，發現言語工作記憶和視空工作記憶的初始水平顯著預測漢字識別發展的初始水平和發展速率，反過來，漢字識別的初始水平也顯著預測言語工作記憶和視空工作記憶的初始水平，這一結果支持了工作記憶與漢字識別之間的雙向關系。由于在兒童積累了一定的文字知識和閱讀經驗后，其閱讀能力可能同時受到工作記憶和元語言意識的影響，研究三以 213 名小學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同時測查其工作記憶和元語言意識。發現不同工作記憶成分通過元語言意識間接影響閱讀能力，且元語言意識在工作記憶與閱讀能力的關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研究四對研究三中的被試進行為期兩年的追蹤，通過構建交叉滯后模型（研究四 a），發現不同工作記憶成分和元語言意識、元語言意識和閱讀能力之間均具有縱向的相互預測關系；同時，元語言意識在工作記憶預測閱讀能力時起著縱向的完全中介作用。從“個體中心”視角出發(研究四 b），探討兒童閱讀能力的動態發展軌跡以及認知能力的預測效應。首先，采用潛變量增長模型發現，兒童自二年級至四年級，其漢字識別能力的發展表現出先快后慢的趨勢。再通過混合增長模型將兒童劃分出低-慢型和高-快型兩個亞類。邏輯回歸分析發現，二年級語音意識的發展水平是兒童漢字識別能力發展的核心預測因素，即兒童早期語音意識發展越好，越有可能表現為高-快型的發展軌跡，反之更有可能表現為低-慢型。采用同樣的方法分析閱讀理解能力，發現二至四年級閱讀理解的發展具有階段性和異質性。兒童閱讀理解能力的發展表現為低-慢型、中-中型、高-快型三個亞類。邏輯回歸分析顯示，二年級的語音意識和語素意識是預測兒童二至四年級閱讀理解能力的關鍵因素。無論高-快型和低-慢型相比還是高-快型和中-中型相比，語音意識和語素意識水平高的兒童，都越有可能表現為高-快型；而低-慢型和中-中型相比，語素意識水平高的兒童，越有可能歸類于中-中型。綜上，本研究首次發現工作記憶、元語言意識與小學生漢語閱讀能力之間具有動態的雙向預測關系；并且，元語言意識在工作記憶和閱讀能力的關系之間起著完全中介作用；同時，本研究還強調了視空工作記憶在漢語閱讀能力發展中的獨特作用；對閱讀能力發展軌跡差異模式及其預測因素的探討，則揭示了元語言意識在早期漢語閱讀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為互惠理論的跨語言一致性提供了實證證據。更重要的是，本研究提出兒童早期漢語閱讀能力的發展表現為動態性和層級性，這些發現也為未來語文教學和閱讀干預提出可行的方向。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reading abili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goals in theelementary stage of education, not only because reading is an important way forindividuals to learn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improve humanistic literacy, but alsobecause it lays a foundations for academic development in secondary and highereducation. Primary school i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children to develop and learnhow to read.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the developing children’s reading ability,clarifying the key factors and mechanisms affecting the enhancement of readingabilit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re are two main categoriesof factors that influence reading development: general cognitive skills anddomain-specific cognitive skills. Through systematic review of relevant studies, it isfound that: First of all, when answ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 cognitiveability and reading ability, existing studies on phonetic scripts have found thatworking memory is a predictor of early reading ability development, and in the course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 working memory and reading ability influence each other.However, whether these conclusions apply to Chinese reading ability remains unclear.Secondly, the research on phonetic scripts points out that both working memory and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reading ability, andthere is a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abilities. However, whether these conclusionscan be extended to Chinese reading ability remains to be answered.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is inspired by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working memoryand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model of reading (DIER). Through twocross-sectional studies and two longitudinal tracking stud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king memory, the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and readingability in Chinese prima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variable-centered andindividual-centered, taking into account children’s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reading comprehension.

目錄

摘要

Abstract

1 文獻綜述

2 問題提出

3 研究一：不同工作記憶成分對閱讀能力的預測作用

4 研究二：不同工作記憶成分與閱讀能力發展的關系

5 研究三：不同工作記憶成分和閱讀能力的關系：元語言意識的中介作用

6 研究四a：工作記憶、元語言意識與兒童閱讀能力發展的關系

7 研究四b：閱讀能力潛在類別的發展特點及認知能力的作用

8 總討論

9 結論

參考文獻

附錄

文獻綜述

閱讀和理解能力是兒童發展過程中的一項必備技能，是個體獲取外界信息的重要途徑，也是影響其學業發展并延續至成年的一項重要能力（Cheng et al.,2017）。樸素的閱讀能力成分觀認為閱讀能力由低水平的字詞解碼和高水平的閱讀理解構成（Gough & Tunmer, 1986）。因此，本研究關注兒童的漢字識別和閱讀理解的發展。研究者普遍認為，影響閱讀發展的認知因素可以概括為兩大類：一是一般認知能力；二是領域特殊認知能力，也稱閱讀相關認知能力。目前，關于一般認知能力和領域特殊認知能力在字詞識別和閱讀理解中的作用以及相關機制并未達成一致（Brandenburg et al., 2017; Cain et al., 2004; Kim, 2017; Seigneuric & Ehrlich,2005; Wagner & Torgesen, 1987; Yang et al., 2013）。具體而言，一些研究認為一般認知能力發展得較早，從而更有可能作為影響閱讀能力發展的前因變量（Cain etal., 2004; Peng et al., 2018; Seigneuric & Ehrlich, 2005; Yang et al., 2013）；另外一些研究則認為，閱讀相關的領域特殊認知能力對閱讀能力的發展更為重要（Shu etal., 2006; Tong et al., 2009; Wagner & Torgesen, 1987）。因此，本研究就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閱讀能力發展的動態層級理論模型

問題提出

以往研究發現，影響閱讀發展的認知因素有兩大類，一是一般認知能力，二是領域特殊認知能力。在回答一般認知能力與閱讀能力的關系時，現有關于表音文字的研究發現，工作記憶是早期閱讀能力發展的重要且可靠的預測因子，在個體發展的歷程中，工作記憶和閱讀能力相互影響。然而，這些結論是否適用于漢語閱讀能力的發展，仍未可知。其次，在已有領域特殊認知能力與表音文字的閱讀能力的關系研究中發現，元語言意識是學齡期兒童閱讀能力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且工作記憶與元語言意識之間存在相互作用，并同時影響兒童閱讀能力的發展。但是，這些結論是否可推廣至漢語閱讀能力，亦亟待回答。基于此，本研究探討工作記憶和元語言意識對小學兒童漢語閱讀能力發展的影響。首先，考慮到兒童在識記漢字詞的初級階段更依賴工作記憶，本研究擬首先明確工作記憶在入學初期兒童閱讀能力中的作用。考慮到漢字的視覺特征，研究將同時測量言語工作記憶和視空工作記憶兩個成分，探討不同工作記憶成分在初學漢語書面語兒童閱讀能力中的作用。進一步對這一問題進行縱向探討，回答小學低年級階段不同工作記憶成分和漢語閱讀能力之間關系的發展變化。

研究目的與假設

兒童自進入小學階段開始接受系統且正規的漢語教育，這一階段是兒童閱讀能力發展的關鍵期。樸素的閱讀能力成分觀認為閱讀能力是由低水平的字詞識別和高水平的閱讀理解構成（Gough & Tunmer, 1986）。也就是說，漢字解碼或識別和閱讀理解是兒童閱讀能力在不同層面的表現形式，二者均可以反映閱讀能力。因此，本研究關注兒童閱讀能力，并將同時測量漢字識別和閱讀理解。工作記憶是兒童閱讀能力發展的重要前提，能夠幫助閱讀者暫時存儲語音或視覺信息，在閱讀過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Perfetti & Dunlap（2008）提出語音普適原則（Universal phonological principle，UPP），強調在所有文字系統中，識字的本質核心在于將文字的構形元素與語音單位進行準確匹配和聯結。因此，拼音文字強調語音加工技能（語音意識、言語工作記憶）在閱讀領域中的重要性，常常忽視視空工作記憶在其中的作用。與西方拼音文字不同的是，漢字閱讀是非形音對應的文字，以筆畫為最小字形單位，具有圖形化和視覺復雜性，且包含大量可以表音、表義功能的形聲字和兩個及以上獨體字構成的會意字，視覺特征的檢索與解碼在表意文字中具有特殊意義（Huang & Hanley, 1997; Siok &Fletcher, 2001）。因此，漢語閱讀需要識記大量的漢字來建立字形-語音之間的聯系，又要同時建立字形-語義之間的鏈接，除了言語工作記憶的重要作用以外，對視空工作記憶的依賴更明顯（Pan & Lin, 2020）。盡管有研究者提出視覺技能對于強調字形的文字具有重要作用，卻鮮有研究探討不同工作記憶成分在象形表意文字中的作用（Engle et al., 1992; Pham & Hasson, 2014）。目前關于漢語閱讀與工作記憶的關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語音記憶，對視空工作記憶和漢語閱讀的關系的研究僅見三項（Pan & Lin, 2020; Xu et al., 2020; Yang & Qiao, 2021），且前兩項研究所采用的研究對象均為學齡前兒童。對于以漢語為母語的兒童，大多數都是在進入學校后開始學習漢字和閱讀的，因此，前述的結論是否能推廣至其他年齡的人群，尚不得而知。

總討論

研究發現，影響閱讀發展的認知因素有兩大類，一是一般認知能力，二是領域特殊認知能力。通過對相關研究進行系統梳理后發現：首先，在回答一般認知能力與閱讀能力的關系時，現有關于表音文字的研究發現，工作記憶是早期閱讀能力發展的重要預測因子，且在個體發展的歷程中，工作記憶和閱讀能力相互影響。然而，這些結論是否適用于漢語閱讀能力的發展，仍未可知。其次，在已有關于領域特殊認知能力與閱讀能力的關系研究中發現，元語言意識是學齡期兒童閱讀能力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且工作記憶與元語言意識之間存在相互作用，并同時影響兒童閱讀能力的發展。但是，這些結論是否可推廣至漢語閱讀能力，亦亟待回答。工作記憶作為一般的基礎認知能力，研究者普遍認為，工作記憶的發展促進領域內其他認知能力、或者閱讀能力的提高。近年來，雙向建構主義理論的研究者對這種單向度的視角提出了挑戰，提出了個體發展過程中不同技能之間的互惠，或者說是積極的、互利的或相互促進的關系。也就是說，不同的技能互相促進彼此的成長，導致這些技能之間形成良性的、協同的循環發展。在閱讀中的一個互惠的例子是，閱讀成績較高的兒童在字詞認讀方面表現出更快的增長，反之亦然（Lervag et al., 2019）。使用交叉滯后面板模型進行互惠的因果推斷是一種較為常見的統計方法（Curran et al., 2012; Pearl, 2000），且多種技能之間的這種縱向互惠關系可能具有年齡敏感性，以至于在敏感時期，不同技能可能對其他技能的發展做出至關重要的、持久的貢獻。同時，Kievit（2020）認為，互惠效應的強度可能在兒童早期技能出現時更大，而在后期（例如，童年晚期）時減弱，因此結合不同工作記憶成分和元語言意識在各年齡階段發展特點，互惠關系可能會表現出動態的發展變化。本研究從工作記憶理論模型和互惠關系理論以及閱讀的直接和間接效應模型（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model of reading, DIER）中得到啟發，通過兩個橫向研究和兩個縱向追蹤研究，分別以“變量中心”和“個體中心”視角、同時考慮兒童的漢字識別和閱讀理解兩類子能力，探討工作記憶和元語言意識與小學兒童漢語閱讀能力發展之間的關系。考慮到兒童在識記漢字的初級階段更依賴工作記憶，研究一擬明確不同工作記憶成分在小學一年級兒童閱讀能力中的作用。結果發現，言語工作記憶和視空工作記憶均顯著預測漢字識別和閱讀理解。

言語工作記憶、語素意識、漢字識別交叉滯后檢驗模型

 結論

本文通過兩個橫向和兩個縱向追蹤研究，分別從“變量中心”和“個體中心”的視角探討工作記憶與閱讀能力之間的關系及其發展變化的特點，同時基于閱讀能力發展軌跡差異模式探討影響閱讀能力發展軌跡不同亞組的認知因素。主要結論如下：（1）從一至二年級，言語工作記憶、視空工作記憶與漢字識別、閱讀理解之間均存在雙向預測關系，但二至三年級中，僅發現漢字識別對言語工作記憶的顯著預測作用，而反向預測并未發現。這一發現為發展的互惠理論的跨語言一致性提供了實證性的證據。（2）不同工作記憶成分與漢字識別的聯合發展軌跡表明，言語工作記憶和視空工作記憶的初始水平顯著預測漢字識別發展的初始水平和發展速率，漢字識別的初始水平顯著預測言語工作記憶和視空工作記憶的初始水平。（3）關于工作記憶與元語言意識的關系的分析顯示，二者之間有顯著的相互作用。具體而言，在漢字識別中，二至四年級兒童言語工作記憶和語音意識、語素意識具有穩定的相互預測關系，二至三年級兒童視空工作記憶和正字法意識之間具有顯著的相互預測關系；在閱讀理解中，二至三年級兒童言語工作記憶和語素意識之間具有相互預測關系，三至四年級言語工作記憶和語音意識之間具有相互預測關系；（4）關于元語言意識與閱讀能力之間的關系的分析顯示，二者之間有顯著的相互作用。具體而言，在漢字識別中，二至三年級兒童的語音意識、語素意識和漢字識別具有相互預測作用，三至四年級兒童的正字法意識和漢字識別具有相互預測作用；在閱讀理解中，二至四年級兒童的語素意識和閱讀理解之間具有穩定的相互預測作用；（5）關于工作記憶、元語言意識與閱讀能力之間的關系的分析顯示，元語言意識在工作記憶和閱讀能力之間具有縱向中介作用，具體表現為：在二至四年級漢字識別中，言語工作記憶通過語音意識、語素意識間接影響漢字識別，視空工作記憶通過語素意識、正字法意識間接影響漢字識別；在二至四年級閱讀理解中，言語工作記憶通過語音意識、語素意識間接影響閱讀理解，視空工作記憶通過語素意識間接影響閱讀理解，提示早期漢語閱讀的層級性和動態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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