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博士論文，本文主要以2008-2022年中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采用混合OLS模型、固定效應模型、IV估計、傾向得分匹配、DID、多期DID、Goodman-Bacon分解、改善的四階段中介效應模型等多種計量方法，以創新規模、創新質量和合作創新綜合衡量技術創新行為，深入研究不同類型產業政策組合對企業創新行為影響的經濟效應、作用機制和演變趨勢。

第1章  緒論

1.1  選題背景與研究意義

1.1.1  選題背景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到2035年中國要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要實現這一目標，一方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強化企業科技創新的主體地位。另一方面，需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對企業創新的行為進行培育、支持、引導和規制，而產業政策無疑是重要的實施手段。毫無疑問的是，中國宏觀經濟的快速發展、微觀經濟主體的快速崛起和科技實力的快速提升離不開一系列產業政策的出臺和精準實施。

中國實施產業政策的歷史較長，產業政策對微觀經濟的快速發展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并且，產業政策種類豐富，涉及眾多的政府層級和部門，政策實施手段也不相同，從而導致單一微觀企業可能會同時受到多項產業政策的共同影響。在我國經濟高增長階段，某一類或幾類產業政策或許可以起到主導作用，其自身的效能就可以達到推動增長的目的。但是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創新本身就具有較強的不確定性、外部性和復雜性，更需要各種政策之間相互配合，避免相互掣肘，從而高效發揮政策的功能、規模和系統優勢來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為了提高政府資源利用效率和強化政策的針對性，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多次提出要注重政策組合，比如“及時推出一批新政策，打出有力有效的政策組合拳”、“實施政策要強化協同聯動、放大組合效應”、“優化政策工具組合”。因此，深入研究政策組合的經濟效應，不僅僅可以證實產業政策能夠有效助力中國經濟穩健發展，還可以進一步拓展了如何使產業政策更有效的學術領域。

1.2  文獻綜述

1.2.1  產業政策對企業創新影響的研究現狀

基于中國產業政策對企業創新影響的相關學術文獻，本節分別從中央“五年規劃”政策、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高新技術企業認定政策、“十大產業振興規劃”政策、光伏產業政策、新能源汽車產業政策、地方產業政策等方面研究不同類型產業政策對企業創新行為影響的經濟效應。具體如下：

學者們主要基于中央“五年規劃”文件中的相關內容查找產業政策扶持信息，并深入研究產業政策與企業創新之間的內在聯系。部分學者驗證了產業政策對企業創新的正向激勵效應。余明桂等（2016）以“五年規劃”衡量一般和重點產業政策，研究發現產業政策提升企業發明專利數量，這種積極效應在民營企業更突出；譚周令（2017）以制造業上市公司為樣本，得到了相似的結論。靳來群等（2020）發現產業政策對扶持行業的研發要素投入產生積極效應，并且主要作用于國有部門，在非國有部門中這種效應不顯著。此外，一些學者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相關研究。譚勁松等（2017）證實了產業政策對企業研發投資產生正向效應，并發現了研發投資力度與政府扶持力度高度相關。曹平和王桂軍（2018）以企業新產品測度創新能力，同樣驗證了產業政策的積極效應，并且說明了產業政策對企業創新生存時間的正向作用。Feng（2019）研究發現，產業政策提升了企業創新效率，并且在勞動力配置較低的企業中，產業政策對企業創新效率的正向激勵效應更為突出。熊凱軍（2021）證實了重點產業政策對微觀企業創新效率的激勵效應，并且這種正向效應在不同地區存在差異。白茜等（2023）以產業政策扶持的知識溢出和財務溢出為出發點，研究表明知識溢出對下游企業的創新產出產生積極效應，財務溢出對下游企業的研發投入力度產生正向激勵效應。李全等（2024）發現，重點產業政策對企業創新投入產生正向效應，并且激勵效果會隨金融化程度的增強而減弱。產業政策不僅僅直接發揮創新激勵效應，還能夠強化風險投資對創新的正向影響（房星彤等，2024）。然而，部分學者驗證了產業政策對企業創新行為的正向效應有待提升。孟慶璽等（2016）采用“五年規劃變更”的實驗樣本，證實了產業政策導致扶持企業的研發投入有所增加，邊際促進程度先升后降，但是創新效率反而逐步降低。馮飛鵬（2018）不僅僅驗證了產業政策對專利產出的激勵效應，還說明了這種激勵程度隨著外部融資的提升而邊際遞減；

第2章  相關概念和理論基礎

2.1  相關概念界定

2.1.1  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是政府部門保護幼小產業、干預經濟活動和推動目標產業快速發展的主要手段之一（Sylla，2024）。大約17世紀時期，英國國際貿易快速發展，為了保護本國部分產業，逐步提出了各項貿易壁壘措施，形成了產業政策的雛形。隨后，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快速發展，美、德、法等國為了保護本國產業和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均相應提出了各自的產業政策方針。20世紀中后期，前蘇聯通過制定相關的產業政策大力支持本國重工業的發展，以應對美蘇爭霸的競爭格局；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通過制定產業政策，推動了本國經濟的快速騰飛。中國早期的產業規劃受到前蘇聯的啟發，后來借鑒日本和韓國產業政策的經驗，以及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情，制定了適合中國經濟發展的產業政策。根據各個國家產業政策實施種類和方式的不同，產業政策的定義也有一些差別。本文分為以下幾種：

Heilmann和Shih（2013）認為，產業政策一直被用來指政府決策者為改變經濟結構而做出的努力。當政府確定并積極支持有助于經濟增長的產業時，就會采取產業政策。這種意義上的產業政策是以市場經濟為前提的，只有在市場經濟背景下考慮產業政策才有意義。在動態經濟背景下，政府以有活力的行業為目標，使其對經濟增長做出比其他行業更大的貢獻。因此，他們采用相對狹義的產業政策定義：產業政策是任何一種選擇性的、有針對性的政府干預，它旨在改變生產的部門結構，以促使某些部門的發展超過（非干預主義）市場均衡狀態下的預期水平（Pack和Saggi，2006）。

2.2  理論基礎

2.2.1  產業政策相關理論

不同類型的產業政策具有不同的經濟目標，并且產業政策扶持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可能涉及行業內競爭環境、市場信息獲取難易程度、資源供給、進入門檻等。本文從資源基礎理論、制度變遷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外部性理論來說明產業政策可能從哪些方面發揮作用效果。

2.2.1.1  資源基礎理論

1984年沃納菲爾特（Wernerfelt）最早提出了資源基礎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是各種資源的集合體。在現實中，企業擁有的資源互不相同，具有差異性，從而決定了企業核心競爭力具有異質性。資源基礎理論強調資源要素是企業維持核心競爭力的關鍵一環，其中資源要素不僅僅是資本和勞動力等基本要素，還包括具有排他性和不可模仿性的要素。該理論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點：

第一，資源的基本內涵是企業擁有的各項要素或者資產，比如物質資產（如固定設備、原材料、科研基礎設備）、非物質資產（如專利、企業文化、商譽）以及現金流強度和人才儲備。第二，資源的價值和稀缺性主要體現在一些相對于競爭對手而言難以仿制、難以獲取、難以替代的資源。這些資源不僅僅可以給企業帶來差異化優勢，還是企業獲得市場份額和穩健發展的保障。第三，資源基礎理論不僅僅強調稀缺資源的獲取，還進一步強調了資源的分配和管理。如何高效整合和管理已有資源要素，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使得企業具備管理優勢和成本優勢，從而體現了資源要素的價值最大化。第四，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和技術變革速率的加快，資源要素的價值和不可替代性也在不斷變化。經濟主體應該具備動態學習能力，不斷高效整合已有資源，不斷爭取新的市場優質資源，不斷努力創造優勢資源，從而提升內在價值。

第3章 中國產業政策的基本內容和特征 .......................... 31

3.1 中國產業政策的基本內容 ..................................... 31

3.1.1 中國產業政策的發展與演變 .............................. 31

3.1.2 中國產業政策的分類 .............................. 38

第4章 產業政策時間組合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研究 ............................ 48

4.1 問題的提出 ................................... 48

4.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 50

4.2.1 產業政策對企業創新影響的研究假說 .................................. 50

4.2.2 產業政策時間組合對企業創新影響的研究假說 .................. 53

第5章 產業政策工具組合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研究 ............................ 82

5.1 問題的提出 ................................. 82

5.2 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說 ........................ 84

第6章  不同層級產業政策組合對企業創新的影響研究

6.1  問題的提出

持續性技術創新是提升企業價值和強化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驅動力（Acemoglu等，2018；Wu等，2020）。然而，基于創新的復雜性和失敗率高等特征，企業的研發支出往往低于合理區間（Acharya和Xu，2017）。并且，考慮到中國特殊的國情，知識版權付費意識較弱，創新收益也低于期望值（吳超鵬和唐菂，2016）。在此情況下，作為國民經濟穩健發展的調控者，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來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行為。例如，減稅激勵（Chen和Yang，2019；王滿四等，2023）、高新區設立（Kong等，2021）、自由貿易區（Lei 和Xie，2023）、降低市場門檻（周志方等，2023）等政策對企業創新行為產生了較為積極的影響。

然而，一些學者研究發現，部分政策雖然對關聯企業的經營績效產生正向效應，但是卻表現為資源利用的低效率（韓超等，2017；Liu等，2023）；以及一些企業為了尋扶持而進行低質量創新（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由于政府資源的稀缺性，楊國超和張李娜（2021）認為“如何使得產業政策更有效”這一命題應該受到重視。

此外，目前學術界關于產業政策的文獻大多僅從中央政府制定的產業政策角度探討相應的經濟效應，而對地方產業政策的作用效果關注較少，這可能導致政策資源利用效率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在中央和地方財政分權、以及晉升錦標賽機制的背景下，中央產業政策和地方產業政策的實施力度、作用方式和經濟效果均存在一些差異，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經濟利益也可能存在一些沖突（肖紅軍等，2023）。深入研究不同層級產業政策組合和偏向的經濟效果，從而制定高效的政策組合方案和最大化利用政府資源，成為了重要課題。

第7章  主要結論、政策啟示與展望

7.1  主要結論

中國正在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打破歐美國家的技術封鎖和實現科技水平自立自強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環。為了助力微觀企業加大研發力度、提升創新質量和重視合作創新，有關部門出臺了一系列產業政策扶持方針。然而，部分學者研究發現，產業政策激勵了微觀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快速提升，但是也引發了一些尋扶持而創新、政策資源利用效率低下等問題。為了強化政策效果和提高產業政策的有效性，中央政府意識到政策“組合拳”的巨大潛力。基于此，本文主要以2008-2022年中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以創新規模、創新質量和合作創新綜合衡量技術創新行為，深入研究不同類型產業政策組合對企業創新行為影響的經濟效應、作用機制和演變趨勢。本文主要研究結論如下所示：

第一，考慮到政策扶持資源與企業研發戰略調整之間需要逐步磨合，與初次受到政策扶持相比，目標企業再次受到同一政策扶持時，也會有更為理性的應對方式。本文以高新技術企業認定政策為研究對象，探討產業政策及其時間組合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和相應的傳導路徑。其中，產業政策時間組合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是指：相對于目標企業初次獲得產業政策扶持，再次獲得政策扶持對該企業創新行為影響的變動程度。研究結果發現，產業政策扶持對企業創新行為產生正向影響。與初次獲得產業政策扶持相比，再次獲得政策扶持對該企業創新行為的促進效應得以進一步提升，體現了產業政策時間組合對企業創新行為產生正向激勵效應。影響機制研究發現，媒體報道、人力資本質量和信息披露質量的提升是產業政策促進企業創新的作用路徑；人力資本質量和信息披露質量的提升是產業政策時間組合對企業創新產生正向效應的作用路徑；媒體報道不是產業政策時間組合對企業創新行為影響的傳導路徑。此外，產業政策扶持對國有企業和低市場化區域企業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更加突出；產業政策時間組合對企業創新行為的影響不存在明顯的異質性特征。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