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其所釋放的金融創新活力和應用潛能,推動了我國金融服務模式的變革,為我國經濟增長釋放新動能。在當前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大背景下,科技創新迭代周期顯著縮短。金融作為經濟的血液,其數字化轉型已成為金融業發展的必然趨勢。當前,大多數研究主要關注數字普惠金融、金融科技以及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然而,在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方面,還存在一定研究空白。同時,經濟增長的終極因素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因此,本文旨在從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出發,立足于全要素生產率視角,借助文本分析法和投入產出法構建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衡量指標,深入研究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新動能機制。 首先,本文對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經濟發展新動能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等概念進行界定,闡述了金融業數字化轉型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聯系。其次,分別使用文本分析法和投入產出法對金融業數字化轉型進行指標測度。并對所測度的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指數進行趨勢分析、區域比較分析以及時空演變特征分析。再次,本文通過深入探討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新動能機制路徑,發現金融業數字化轉型通過科技創新渠道、金融錯配渠道、人力資本渠道和產業結構渠道作用于全要素生產率,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注入新動能;本文進一步分析金融監管在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和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調節作用。隨后,本文對人力資本渠道的兩種不同政策展開了異質性探討。最后,基于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的結果,對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發展提出若干建議。 本文得出的主要結論是:(1)近年來,我國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呈現較為顯著的上升趨勢;東部地區引領金融業數字化轉型,而中部及西部地區緊隨其后。值得注意的是,相較于當前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水平較高的東部地區,中部及西部地區的增長速度更為迅猛。(2)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有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能夠通過提升科技創新、改善金融錯配、優化人力資本和升級產業結構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提供新動能;金融監管在金融業數字化轉型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起正向調節作用。(3)進一步研究發現,人才引進政策力度較強的地區,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效應更為明顯;而教育投入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效果只有在地區本身具有較強人才吸引力稟賦時才會顯現。基于上述結論,結合理論與當前我國所處經濟環境,本文從提升科技創新、緩解金融錯配、優化人力資本、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以及完善金融監管等方面提出了相關對策建議。 

Abstrac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has become a new engine for China'seconomic growth. The vitality and application potential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released byit have promoted the reform of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 model, releasing new momentumfor economic growth.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urr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 iteration cycl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innovation has significantly shortened. As the lifeblood of the economy, the digitaltransformation of finance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industry. Presently, mos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fintech,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on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there arestill some research gaps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erefore, thispaper aims to start from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perspectiv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employ text analysis and input-output methodsto build a measurement index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isapproach will facilitat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driving force mechanism behind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文章目錄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意義

        1.1.1 研究背景

        1.1.2 研究意義

    1.2 研究內容和方法

        1.2.1 研究內容

        1.2.2 研究方法

    1.3 研究創新和不足

        1.3.1 研究創新

        1.3.2 研究不足

    本章小結

第二章 文獻綜述

    2.1 相關概念

        2.1.1 金融業數字化轉型

        2.1.2 新動能

        2.1.3 全要素生產率

    2.2 金融業與經濟發展新動能的相關研究

    2.3 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測度研究

    2.4 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經濟影響效應研究

    2.5 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因素相關研究

    2.6 文獻評述

    本章小結

第三章 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測度與時空演變分析

    3.1 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指標測度

        3.1.1 文本分析法

        3.1.2 投入產出法

    3.2 金融業數字化轉型趨勢分析

    3.3 時空演變特征

    本章小結

第四章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4.1 理論分析

        4.1.1 提升科技創新的新動能機制

        4.1.2 改善金融錯配的新動能機制

        4.1.3 優化人力資本的新動能機制

        4.1.4 升級產業結構的新動能機制

        4.1.5 金融監管的調節作用

    4.2 研究假設提出

    本章小結

第五章 實證分析

    5.1 研究設計

        5.1.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5.1.2 變量選取

        5.1.3 描述性統計

        5.1.4 模型構建

    5.2 基準回歸分析

    5.3 穩健性檢驗

        5.3.1 更換變量度量方式

        5.3.2 更換回歸模型

        5.3.3 增加固定效應

    5.4 異質性分析

    5.5 作用機制檢驗

    5.6 調節機制檢驗

    5.7 內生性分析

    本章小結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6.1 主要結論

    6.2 政策建議

    6.3 研究展望

參考文獻

第一章

研究背景與意義

在現代經濟中，金融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經濟的持續轉型和升級，金融體系發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日益顯著。金融的本質在于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提供服務，金融業的發展應以實體經濟服務為出發點和基礎（Berger and Roman , 2018）[1]。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宏觀經濟增長放緩，經濟結構轉型迫切，尋找經濟發展新動能成為當務之急。傳統金融服務長期不足，嚴重制約了經濟的轉型和高質量發展。應對新時代傳統金融發展面臨的挑戰需要創新的金融模式（Harsono and Suprapti , 2024）[2]。金融業數字化轉型以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的應用為基礎，旨在解決傳統金融中因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高風險溢價和高運營成本問題（孫芳城等，2023）[3]。這一轉型不僅為擴展金融服務的廣度和深度提供了穩固的技術支撐，同時通過降低金融市場搜尋成本和風險識別成本，改變了商業模式，釋放了新的商業發展空間，從而顯著提升了整體經濟效率（郭峰等，2020）[4]。在金融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取得了巨大突破，利用大數據和云計算等先進技術，解決了傳統金融機構在獲客和風控方面的難題，有效提升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Leeet al., 2021）[5]。此外，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新戰略目標明確了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的重要性。“十四五”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則明確指出，發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以及穩妥發展金融科技的重要方向。金融作為現代服務業典型代表、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之一、國家產業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勢在必行。基于此，探究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如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經濟發展新動能培育具有重要意義。在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相關研究中，已有文獻發現基于數字技術的金融創新活動依托其技術的先進性提高了金融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對實體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蔡慶豐等，2021）[6]。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給傳統金融服務理念和思維模式帶來巨大轉變。一方面，金融數字化發展改善傳統信用評估體系，有效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降低單筆作業成本，擴大金融服務范圍的同時大大提高了金融服務效率

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空間分布注：基于自然資源部標準地圖服務網站 GS(2016)2923 號的標準地圖制作，底圖邊界無修改

（Ketterer , 2017）[7]；另一方面，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有效緩解了要素錯配問題，充分發揮金融標準的引領作用來改變資金流向，提高資金的利用效率，有助于金融服務創新能力的提升。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呈現出內部和外部兩方面的影響。而現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金融內部的經濟效應，對其在整體產業經濟中的作用研究較為有限。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研究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新動能機制，對于理解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在當前階段如何為經濟增長提供新動能具有重要意義。首先通過閱讀文獻，對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可能產生的新動能機制進行梳理。主要是對金融業數字化轉型與全要素生產率以及經濟發展新動能的相關文獻進行歸納總結。根據已有文獻構建出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新動能機制的理論模型。然后利用文本分析法和投入產出法對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指數進行量化，通過構建實證模型對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進行實證分析。最后，根據實證結果并結合現實狀況提出金融業數字化轉型促進經濟增長的建議。本文的主要內容共分為以下六個部分：第一章為引言。對本文研究背景做出簡要介紹，并闡述了本文研究的重要意義，明確研究的核心問題。研究內容部分對本文各個章節的主要內容進行了簡要概述，并交代了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最后，對本文的研究創新進行了總結，并指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第二章為文獻綜述。明確了本文研究的核心概念，主要對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新動能和全要素生產率等方面進行概念界定。對金融業與經濟發展新動能的相關研究進行了文獻綜述，同時對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研究概況、行業數字化轉型的測度等相關研究進行了總結梳理。最后，在本章小結中進行了文獻述評。第三章為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測度與時空演變特征分析。首先，采用文本分析法和投入產出法分別構建了我國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指數；其次，利用所測算的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指數進行總趨勢分析和區域比較；最后，對我國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發展的時空演變特征做進一步分析。第四章為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在基于以往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從科技創新、金融錯配、人力資本和產業結構四個作用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新動能機制入手并展開分析。另外，深入探討了金融監管在金融業數字化轉型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間的調節作用。其中，本文分別探討了金融監管在金融業數字化轉型與中介變量、中介變量與全要素生產率間所發揮的調節作用。第五章為實證分析。基于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指標體系構建的基礎上，運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中介效應模型、調節效應模型等實證檢驗了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及其新動能機制路徑，采用 Bartik 思想所構建的工具變量進行了內生性處理、異質性和穩健性檢驗。第六章為結論與政策建議，主要對本文研究結論進行總結闡述，并就如何進一步推動金融業數字化轉型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和培育新動能提出政策建議。在科技創新的新動能機制來看，金融業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提升科技創新，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從金融錯配的新動能機制來看，金融業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改善金融錯配問題，進而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提供新動能；從人力資本的新動能機制來看，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有助于人力資本優化，從而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從產業結構的新動能機制來看，金融業數字化轉型通過升級產業結構，進而有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本章深入探討了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對經濟增長和新動能培育的關鍵作用。首先，在研究背景中，對金融的本質以及其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關系進行了深刻分析。其次，研究意義部分，突出了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在新動能培育中的重要性。再次，對本文研究框架進行了梳理，并對本文各個章節的主要內容做出了簡要介紹。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邏輯分析法、文獻歸納法、實證研究法以及比較分析法，為理論和實證分析提供支持。最后，研究創新和不足部分，強調了本文的創新點，同時也指出了數據問題對研究的限制，為后續研究提供了改進方向。

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指數增長趨勢圖

第二章

文獻綜述

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是指在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發展的推動下，金融領域發生的不可避免的數字化變革。這一趨勢表現為金融服務的不斷演進，著重于提高客戶體驗、降低中介成本、引入新的業務機會和模式，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新動能（Valverde and Fernández , 2020）[11]。隨著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的蓬勃發展，金融領域正在迅速迎來數字化變革。傳統金融市場需要金融數字化、金融科技等新的技術為經濟增長提供新動能。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相關研究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金融數字化、金融科技等相關研究和實踐有較多重疊，在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相關研究中，研究內容大致可分為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從橫向維度來看，金融業數字化轉型主要包括不同金融行業領域的數字化轉型。多數研究聚焦于銀行業數字化轉型，學者們從各自角度揭示了數字化轉型對銀行業的多重影響，強調數字化轉型對銀行提質增效的作用，并指出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通過提升金融服務能力、信貸配置水平、數據利用能力，增強了銀行的融資穩定性，實現了信貸配置的“脫虛向實”（朱小能和李雄一，2024；龍海明和胡鳴，2023）[12][13] 。此外，有學者立足于保險業領域，強調數字化轉型通過提升保險業企業的風險識別、定價與管理能力，實現了服務效率的提升；同時，在分行業研究中發現，數字化轉型對保險業的提升作用要明顯高于其他金融服務行業（申丹虹和師王芳，2022）[14] 。綜合而言，數字化轉型對銀行業、保險業等金融業領域帶來了深刻變革。通過提升經營效益、改變信貸配置、影響流動性管理等方面的機制，數字化轉型為金融業提供了全新的發展路徑。這一系列研究為我們深刻理解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持。從縱向維度來看，數字金融、金融科技的蓬勃發展，對傳統金融機構、經濟增長、創業創新以及城鄉收入差距等方面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數字金融的相關研究中，數字金融通過智能算法、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技術手段，顯著增加了全國家庭的總體收入，進一步提升了普惠金融的服務深度和觸達性，為中國實現包容性增長提供了實證支持（郭峰，2020；張勛等，2019）[4][15]。在企業創業與技術創新方面，有學者指出數字金融發展為推動經濟增長提供了創新和創業的渠道，顯著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對企業技術創新具有“結構性”驅動效果（錢海章等，2020；萬佳彧等，2020）[16][17] 。在金融科技的相關研究中，學者們從企業、政府等視角探討了源自金融科技的經濟增長新動能。例如，金融科技的深度發展，促使企業信息更加透明，不僅使得順應數字化轉型潮流的企業更易于被市場投資者辨識，同時也使投資者更能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評估企業的增長潛力，由此提高了企業股票的流動性（吳非等，2021）[18] ；從政府視角出發，金融科技通過深度挖掘和分析高頻數據，同時融入深度學習等先進算法，為政府提供實時監測支持，降低了經理人“享樂主義”傾向，進一步增強財政與稅收政策在促進創新激勵方面的有效性（李春濤等，2020）[19] 。此外，學者們考察了金融科技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差異性，并提出了深化金融供給側改革的觀點，主張借助金融科技的“賦能”作用，推動銀行業結構的深刻調整和轉型升級（宋敏等，2021）[20] 。整體而言，數字金融、金融科技的發展深度與廣度，為經濟增長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

新動能是指促進經濟發展的前進動力（Chen , 2019）[21]。關于新動能的說法有多種形式，如經濟增長新動能、經濟發展新動能等。本文按照“新動能的背景－新動能與舊動能間的關系－新動能的形式”的邏輯路線對新動能概念進行界定。在明確經濟發展新動能概念之前，需要明確其發展背景（李虹等，2022）[22] 。首先，有學者研究指出，新動能的內涵需要在新經濟背景下，針對不同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即不同時期的新動能的內涵也有所差異（任保平和宋雪純，2020）[23] 。其次，從新舊動能間的關系出發，舊動能是新動能的基礎，新動能是舊動能的更新，即培育新動能是建立在舊動能基礎之上。新動能是在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產生的（劉洋，2023）[24] 。最后，從動能的產生形式來看，新動能是在新技術、新業務、新模式以及新產業基礎上的新經濟引擎，往往源自于新興產業、新要素以及新市場。另外，從新舊動能轉換角度來看，新動能與舊動能是相互對應存在的。而兩者間的差別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新舊動能的作用形式有所差異。新動能主要為集約型發展模式，主要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的發展為前提，是經濟可持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同時也是順應當下數字時代發展的新模式；而舊動能則是以粗放型發展模式為主，主要是指高污染、高耗能等傳統產業發展模式。二是新舊動能的要素投入有所差異。新動能是以信息、技術、知識等高級要素投入為主，追求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而舊動能的要素投入則局限于廉價勞動力、土地、資金等傳統生產要素形式，往往難以為經濟增長提質增效（Xiaoyang and Sheng , 2021）[25]。因此，從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來說，新動能是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

第三章

金融業數字化轉型

為了最大限度反映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發展的實際含義，有效捕捉數字經濟的內核與外延，同時又能保證數據完整性和研究全面性，本文分別使用文本分析法和投入產出法來構建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衡量指標：一是參考李春濤（2021）等學者的方法，通過文本分析和網絡爬蟲技術，爬取了百度新聞高級檢索頁面的網頁源代碼。隨后，從中提取并統計了包括《“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 年）》、《中國金融科技運行報告（2018）》以及其他重要新聞和會議中涉及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詞詞頻數[19] 。將同一省市層面的所有關鍵詞搜索結果數量進行累加，形成總搜索詞數。然后，利用金融業數字化轉型關鍵詞的詞頻數占總次數的比例，構建了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指標，作為該地區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的衡量標準。該計算方式的優點是可以保證研究樣本的完整性和數據的連貫性。二是借鑒黨琳（2021）等學者關于行業數字化轉型的構建方式，采用金融業數字化投入程度與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交叉項作為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衡量指標，從而更全面、準確地衡量金融業的數字化轉型水平[59] 。該計算方式的優點是從行業數字化轉型的實際定義出發，對行業數字化轉型進行指標構建，因而能夠很好地體現數字經濟、行業數字化轉型的真實含義，更具有代表性；缺點則是各省份的投入產出表更新周期較長且為部分數據未及時更新，相較于文本分析的測量方法其樣本數量有限，因而本文結合前人研究經驗，借鑒許憲春和張美慧（2020）等學者的方法，用內插法和外推法對投入產出表缺失年份數據進行外推計算[60] 。這一做法有助于填補數據缺失的空白，提升研究的可靠性。為了最大限度反映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發展的實際含義，有效捕捉數字經濟的內核與外延，同時又能保證數據完整性和研究全面性，本文分別使用文本分析法和投入產出法來構建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衡量指標：一是參考李春濤（2021）等學者的方法，通過文本分析和網絡爬蟲技術，爬取了百度新聞高級檢索頁面的網頁源代碼。隨后，從中提取并統計了包括《“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 年）》、《中國金融科技運行報告（2018）》以及其他重要新聞和會議中涉及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詞詞頻數[19] 。將同一省市層面的所有關鍵詞搜索結果數量進行累加，形成總搜索詞數。然后，利用金融業數字化轉型關鍵詞的詞頻數占總次數的比例，構建了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指標，作為該地區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的衡量標準。該計算方式的優點是可以保證研究樣本的完整性和數據的連貫性。二是借鑒黨琳（2021）等學者關于行業數字化轉型的構建方式，采用金融業數字化投入程度與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交叉項作為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衡量指標，從而更全面、準確地衡量金融業的數字化轉型水平[59] 。該計算方式的優點是從行業數字化轉型的實際定義出發，對行業數字化轉型進行指標構建，因而能夠很好地體現數字經濟、行業數字化轉型的真實含義，更具有代表性；缺點則是各省份的投入產出表更新周期較長且為部分數據未及時更新，相較于文本分析的測量方法其樣本數量有限，因而本文結合前人研究經驗，借鑒許憲春和張美慧（2020）等學者的方法，用內插法和外推法對投入產出表缺失年份數據進行外推計算[60] 。這一做法有助于填補數據缺失的空白，提升研究的可靠性。

第四章

理論分析與研究分析

我國當前正經歷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成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任務。在這一背景下，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要素之一，扮演著新舊動能轉換工程的關鍵角色。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可能導致增速減緩、增長動力不足等難題，因此必須探索并釋放經濟發展新動能，以促進新舊動能的有效轉換。在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階段，積極培育金融新動能至關重要。因此，為了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必須深入了解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對新舊動能轉換的邏輯，熟悉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新動能機制和路徑。通過創新思維，打造金融服務新業態，加速釋放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新動能。前文提出的金融新動能從理論方面簡單證明了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在新舊動能轉換中的重要作用，也表明了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對新動能培育影響的廣泛性和深刻性。結合以往研究，針對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新動能機制的路徑分析還存在一定研究空白。故本小節從科技創新、金融錯配、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四個維度入手，結合前文基本理論為基礎，具體闡述金融業數字化轉型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新動能機制。另外，以金融監管作為調節變量，探討其在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對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影響中所起的調節作用。一是金融業數字化轉型能夠靈活運用金融科技手段，為科技創新不同階段的各項需求提供相對應的金融服務。科技創新的具體過程和不同階段伴隨著不同性質、不同數量和形式的資金需求。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金融科技的應用有效提升資源配置的靈活度，為科技創新提供恰當的金融產品，有針對性地滿足科技創新不同階段的各種資金投入需求，提高科技創新的成果轉化。二是金融業數字化轉型通過降低科技創新成本，為科技創新注入新活力。金融業的轉型發展助力形成了利益共享與風險共擔的新經濟形態，降低了市場準入門檻，為更多有意愿和能力的中小型企業等創新主體提供了更多的創新機遇、更優渥的創新環境和更廣泛的市場生存空間，增強了科技創新的活躍度。例如，基于供應鏈數字技術的金融數字化發展，通過整合協調供應鏈的信息、技術與資源，建立完整的需求與反饋渠道，促進供應鏈各節點的協同創新，降低創新成本，提升企業內部創新動力和創新效率。三是金融業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風險投資、科技保險等手段，幫助科技創新規避和化解風險。科技創新是一種具有探索創造性的高風險、長周期的活動，其科研成果的轉化也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金融業數字化轉型通過有效的風險管理手段，對科技創新發揮著重要推動作用。風險投資是金融業助推科技創新的重要手段，而金融業數字化發展引導并帶動著更多的風險投資進入到新興產業中，為科技創新注入新動力，進而助推科技創新水平提升。例如，科技保險、科技擔保等金融工具的應用對創新風險進行分散、共擔和轉移，從而減少科技創新可能帶來的損失，提高科技創新的成功率。科技創新有助于通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來替代部分生產要素，實現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綜合來看，金融業數字化轉型通過“滿足創新需求”、“降低創新成本”和“規避創新風險”極大地促進了科技創新，這無疑將有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羅佳等，2023）[69]。在資金供給端，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緩解金融錯配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銀行數字化轉型能夠提升金融的包容性和普惠性等特征，將傳統金融覆蓋不足的長尾群體納入金融體系中（Gomber et al., 2018）[72]。例如，商業銀行數字化通過將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與金融產品和服務相融合，有效填補了傳統金融中的“信息缺口”，提高了銀行的信息甄別、資產評估能力，從而研發出符合長尾市場需求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實現最大程度覆蓋普惠群體。二是通過金融科技的應用，銀行可以更好地了解并滿足客戶的資金需求，并制定相對應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以滿足更為多樣化的融資需求，有助于金融服務水平的提升。例如，在債券承銷和發行上，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應用使得銀行金融服務自動化和智能化，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滿足企業對不同性質資金的需求。三是金融業數字化轉型能夠有效減少信貸審批過程中的“尋租行為”，從而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和融資約束。相對于傳統金融，金融業數字化轉型采用基于人工智能與大數據技術的自動審批貸款模式，顯著縮短了貸款審批周期，有效防止人為干預信貸審批流程及結果。另外，從資金需求端來看，金融業數字化轉型使得企業獲得了更為廣泛的融資渠道。金融業數字化轉型能夠更為精準評估企業創新水平，使得那些缺乏傳統擔保物但具備發展潛力的企業能夠通過互聯網平臺、移動支付等數字化方式進行融資活動，從而獲得更為多樣化的融資選擇。其次，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加強了供應鏈各方之間的合作。這種協同效應的發揮促進了供應鏈資金的協同利用，有助于企業之間的資金、技術和知識的交流，提高了整個供應鏈中企業的創新水平。最后，金融業數字化轉型通過構建統一開放平臺，連接了各個細分環節的服務機構，形成了有機的生態體系。這一模式通過信息共享和實時監測實現了對風險的高效管控，有效緩解了金融錯配問題。總體來看，金融業數字化轉型通過從資金供給端、需求端雙向改善金融資本錯配，為實體部門提供了更高效的融資支持，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唐松等，2020）[44] 。金融業數字化轉型通過提高金融機構的運營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從資金供給端緩解了金融資本錯配，為實體部門提供了更為精準和高效的融資支持。金融業數字化轉型通過數字平臺、智能合約等工具，降低了信息不對稱和融資難度，為實體部門提供了更為多樣化的融資選擇，從而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

第五章

實證分析

本文選取 2002-2022 年為樣本考察區間，運用文本分析法和投入產出法構建了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指數，并對我國金融業數字化轉型進行了總體趨勢分析、區域比較和時空演變特征分析。文本分析數據中，地區層面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指數來自百度新聞高級檢索相關關鍵詞的結果數量。投入產出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及全國各省份地區投入產出表。在數據收集過程中，由于投入產出表中西藏自治區關鍵指標的缺失以及部分數據未及時更新，結合前人研究經驗并借鑒蔡躍洲和張鈞南（2015）、許憲春和張美慧（2020）等學者的做法，用內插法和外推法對投入產出表缺失年份數據進行外推計算和補缺，以此來保證研究樣本數據的完整性[82][60]。其余中介變量、調節變量以及控制變量數據均來源于國家統計局。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金融業數字化轉型釋放出了金融創新活力和應用潛能，大大推動了我國金融業金融服務模式的變革，為我國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本文嘗試從全要素生產率視角探究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新動能機制，并分別采用文本分析法和投入產出法測算了我國省級層面的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指數，使用雙向固定效應、中介效應以及調節效應模型開展實證檢驗，并得到以下主要結論：（1）我國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在各省市地區均取得了顯著的階段性成果，東部地區在引領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方面表現突出，而中西部地區緊隨其后，且相較于當前數字經濟較發達的東部地區有更快的增長速度。因此，隨著中西部地區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持續發展，有望縮短與東部地區間的發展差距，從而緩解“數字金融鴻溝”問題。（2）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產生積極影響。數字化轉型使得金融機構更高效地運作，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的同時，實現了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從而有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此外，異質性分析表明，在人才引進政策力度較強的地區，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對全要素生產率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而教育投入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效果，只有在地區本身具有較強人才吸引力稟賦時才會顯現。相比于西部地區，我國東部和中部地區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效果更為顯著。（3）在科技創新層面，金融業數字化轉型通過靈活運用金融科技手段、降低科技創新交易成本、化解科技創新風險有助創新驅動機制的形成，極大地促進了科技創新，進而有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金融業數字化轉型能夠有針對性地滿足科技創新不同階段的資金投入需求；金融業數字化轉型通過降低科技創新成本，增強了科技創新的活躍度；金融業數字化轉型通過風險投資、科技保險等手段，幫助科技創新規避和化解風險。（4）在金融錯配層面，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具有“金融錯配”的糾正能力，改善傳統金融中存在的金融歧視問題。在資金供給端，金融業數字化轉型能夠提升金融的包容性和普惠性等特征、減少信貸發放過程中的尋租活動、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和融資約束，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務水平。在資金需求端，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擴大了企業的融資渠道、提高供應鏈中各經濟主體的信息實時性和信息透明度、增強風險的高效甄別和管控，從而有效緩解金融錯配，為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提供新的動力。（5）在人力資本層面，金融業數字化轉型會伴隨著更強的人力資本優化效應，進而有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數字化轉型帶來的崗位轉換會產生對高級人力資本的需求拉動效應以及對低學歷和低技能勞動力的擠出效應，加大對優質人力資本的需求。金融數字化平臺的廣泛應用，擴大了社會各經濟主體對金融與數字技術復合型人才的需求。為了迎合這一需求，各企業紛紛引入科技人才。這一系列的舉措推動了科技人才的不斷積累，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注入新的活力。（6）在產業結構層面，金融業數字化轉型通過優化產業結構，從而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數字經濟時代下，資本在不同產業間的配置會造成產業結構差異，金融因其高效的資本配置功能在產業結構優化進程中占據核心地位。金融業的數字化轉型可以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來促進經濟增長。金融業數字化轉型通過推動產業結構高級化、帶動產業結構合理化、促進產業結構高效化的路徑助推產業結構升級，為我國經濟增長增添新動能。（7）金融監管強度在金融業數字化轉型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起正向調節作用。強化監管能夠有效切斷數字金融對傳統金融的風險傳導，有助于防范金融業數字化轉型與傳統金融之間的惡性競爭，確保金融體系的整體穩定。適當增強金融監管強度，能夠促使金融機構更好地適應數字時代的挑戰，鼓勵金融機構在科技創新中發揮積極作用，從而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另外，當金融監管強度較高時，相關監管機構可以建立先進的監測系統，對金融機構的數字化實踐進行實時監測，有助于防范因金融業數字化轉型而帶來的潛在系統性風險，從而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在當前數字經濟浪潮的席卷下，數字化已經深刻改變了傳統金融業的面貌，成為其轉型與發展的不可忽視的趨勢。在這個動蕩的背景下，金融業的轉型努力需要緊密跟隨未來發展的趨勢，牢牢抓住產業創新的前沿領域。為了實現金融業的可持續發展，我們迫切需要在科技方面加強支持和服務模式的創新。這并不僅僅是迎合市場需求，更是為了實現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初心使命。只有通過強大的科技賦能，金融業才能在未來不斷演變的經濟環境中立于不敗之地。通過這一系列的努力，金融業將能夠逐步建立一個緊密相互關聯的生態系統，使得金融、科技和產業之間的互動更為深入，為整個社會經濟系統注入新的活力。這樣的良性循環將成為未來金融業發展的引擎，推動著可持續和健康的經濟增長。（1）為了提升社會整體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縮小各地經濟發展差異，我國需大力發展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從研究結果可以看出，金融業數字化轉型能夠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提供新動能，與此同時，還能增加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縮短與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進而彌補“數字金融鴻溝”的問題。（2）為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新動能，政府應注重金融業數字化轉型的發展，并以此提升科技創新水平、緩解金融錯配、優化人力資本、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從而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注入新動力。（3）金融行業需注重培養相關金融科技人才，政府應通過細化政策安排來增強人才引進政策對不同地區的針對性。異質性分析結果表明，教育投入異質性的顯現需地區本身擁有較強的人才吸引力。因此，各地區政府應當根據自身發展情況，合理制定和執行適合自身地區發展的人才引進政策。同時，在政策實施過程中，應充分考慮當地教育投入的有效性，適當給予政策傾斜以避免高層次金融科技人才的流失。另外，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統籌區域間高層次人才的流動，促進勞動力資源配置，推動社會全面均衡發展。（4）完善金融監管的法律框架，以數字化理念推動金融監管，優化金融監管體制機制。相關部門應制定一套統一的金融數據分類分級保護標準，以便對不同類別的數據采取相應保護措施。同時，通過法律屬性明確定義金融數據侵權行為，特別是對通過數據合作、數據信托等方式獲取的新型金融數據，應明確其權利屬性和法律性質。在數據共享方面，應完善國內金融數據安全共享機制，以防止數據濫用，從而更好地保護金融數據的安全。為提高金融監管效率，金融監管機構可以充分利用監管科技，打通金融監管的數據鏈條，以實現高級數據集成。此外，對于金融科技企業，金融監管機構應積極探索建立持續跟蹤評估機制，引入創新試錯容錯機制，同時為其預留充足的發展空間，以促進金融科技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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