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財務管理論文，本文以2011-2020年我國滬深兩地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考察網絡媒體中的股吧對公司財務重述的影響。以東方財富股吧為數據來源，進一步依據其信息語調劃分為負面媒股吧輿論和非負面股吧輿論，將其作為本文的解釋變量。

1緒論

1.1研究背景

財務重述是指上市公司的前期財務報告差錯被糾正，進而重新表述以前公布的財務報告的行為。我國財務重述制度的確立經歷了三次改革，第一次是在1991年以《企業會計準則——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會計差錯更正》的頒布實施為標志。該準則第一次提出會計差錯的概念，但該準則只要求企業在報表附注中披露會計差錯，因此該項措施仍存在相當的弊端和漏洞。TCL在1998年配股過后在1999年出現巨虧，2000年實現微盈利，而其在2001年主動進行追溯調整，公布其在2000年少提壞賬準備和少提存貨跌價準備，這種為了實現盈利而調整使以往年度大虧的做法引起了媒體和監管機構的注意。可以看到，企業可能處于某些自利的機會主義動機或是為了避免連續虧損導致的股票特殊處理而利用追溯調整來操縱會計信息。針對這次事件，證監會在2003年發布了《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則第19號——財務信息的更正及相關披露》，提出“公司應當以重大事項臨時公告的方式及時披露更正后的財務信息”，這也是財務重述制度的萌芽階段。而財務重述制度正式確立是以2006年發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第2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會計差錯更正》（2007年1月1日實施）為標志。該準則首次正式提出了“追溯重述”的概念，將會計準則與監管法規配套實施，以往的追溯調整法在進行財務重述時不要求重新編制過往的財務報表，盡管過往的財務報表可靠性不佳但公司依然可以不加附注披露；追溯重述法在此基礎上有了新的調整，在需要財務重述的情況下，該準則要求公司將修正的報表與原報表共同披露在官方網站上，便于比較，避免信息誤判。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資本市場中，財務報告是上市公司比較直接且重要的信息披露渠道，而重述的行為則意味著公司承認了過往在會計處理上存在一定的疏忽或是有一定舞弊的傾向，這會使得投資者對公司的信任度下降，認為其能力不足或是存在欺瞞行為，從而對該公司的信心下降。從整體市場環境來看，財務重述代表著公司以往公布的會計信息有效性不足，這種低質量的反饋會扭曲財務信息的定價和治理功能，反映了公司治理機制的失效。因此，通過某種機制減少公司財務重述的行為是很有必要的。

1.2研究意義

財務報告是投資者獲取上市公司信息重要的途徑，也是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環節。財務重述是對過往會計信息更正的過程，降低了會計信息的可信任度，且可能引發公司股價下跌、高管變更、訴訟等不良影響。法律固然是一種強有力的保障，但僅靠法律是不夠，本文從法律外制度因素——網絡媒體為切入點，以其中的財經類媒體，東方財富股吧為數據來源，考察其對公司財務重述的影響。

（1）現實意義

隨著時代的發展，媒體已逐漸成為除了政府、市場之外的資源配置的一股強大力量。而隨著互聯網的高度普及，媒體的傳播形式逐漸從傳統的報紙、廣播、電視等轉化為網絡形式，網絡媒體因其廣泛的傳播范圍和迅速的傳播速度，使得媒體這一信息中介能將迅速將信息覆蓋到更多的受眾。借助互聯網平臺，網絡媒體更易在信息背景下形成話題的討論，輿論的發酵，這是傳統的媒體不具備的。對投資者而言，股吧不同于微博、短視頻等更偏向娛樂的新媒體形式，它是一種既可以滿足投資資訊需求也可以滿足社交資訊需求的信息獲取渠道。而在同期的產品中，東方財富股吧的發展領先于同花順、新浪股吧等同類型的互聯網金融平臺，因此，東方財富股吧輿論對公司治理可能的影響是值得探討的。且股吧這種媒體形式可以借助互聯網實時通信和互動的功能對那些一般來說處于信息劣勢的外部利益相關方提供平臺，產生某種意見的共鳴從而可能影響到公司管理層的行為決策（王丹等，2020）。

以往的研究中（李培功等，2010；孔東民等，2013）都表明傳統紙媒具有一定的公司治理功能，而網絡媒體在這方面的研究卻較少，網絡媒體能否扮演同樣的外部監管角色仍是值得探討的。傳統的媒體如報紙、電視等更傾向于是單向的、中心化程度高的媒介，而網絡新媒體時代中，股吧、微博等新媒體旨在提供信息交互的平臺，從而使得信息信息傳播交互更為及時，信息內容也易由民眾進行選擇和擴散（王丹等，2020）。而后本文加入用戶互動參與水平的探討，以往的研究較多只考慮了媒體單方面的影響，而忽略了信息接收方與信息發出方的互動可能帶來的影響，本文豐富完善了公司治理領域的文獻。通過該研究，能夠為政府、媒體和企業提供新的借鑒。媒體本應處于獨立客觀的第三方，應更好地發揮信息傳遞的功能，減少信息不對稱，起到外部監督的作用。而政府不僅要關注發達的網絡媒體帶來的影響，還可以關注民眾互動參與引發的信息甄別作用，更多捕捉那些引起更多輿論討論的信息源，有的放矢，促進企業長遠發展。

2文獻綜述

2.1財務重述

2.1.1財務重述的動因

通過整理過往的文獻資料，本文發現現有的研究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公司財務重述的影響因素。

第一，代理問題與財務重述。代理問題一直是公司治理領域的熱門關注點，基于現代產權制度下的兩權分離背景，代理問題通常具備兩個特征：一是擁有控制權的股東與擁有經營權的經理人存在利益沖突，而基于經濟人的假設，兩者都會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二是兩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Beneish et al.（1999）的研究結果表明管理層會出于自利的動機而采取激進的會計政策從而引發了公司的財務重述，即在那些由財務重述導致的內部交易中，管理層很有可能在高估盈余時將其自身持有的股票賣出或者行使股票期權。Bergstresser和Philippon（2006）的研究顯示當CEO的薪酬與股票或期權結合更緊密時，他們更有可能操縱財務信息來使其自身利益最大化。Frieder et al.(2006) 也表明了以公司業績為基礎的經理人報酬計劃會使得經理人操縱財務報告以獲取私有收益。高芳（2016）的文章基于委托代理理論，著重考慮了管理層代理問題對公司財務重述的影響，在考慮了代理的顯性成本和隱形成本之后，該文選取了管理費用率，即管理費用與營業收入之比作為管理層代理問題的代理變量，結果表明管理層的代理問題與公司財務重述呈正相關關系。

第二，公司特征與財務重述。一類主流的研究關注公司股權結構對財務重述的影響。于鵬（2007）研究了股權結構對財務重述的影響，具體從控股程度（是否絕對控股）與控股股東性質（是否國有企業）兩個維度進行考量。結果表明，在股權分散以及是國有企業的情況下，公司發生財務重述的可能性較高，即該股權結構對公司管理層的制約程度較低，使其更有可能進行盈余操縱從而引發了公司的財務重述行為。賀建剛和魏明海（2012）的研究基于財務重述的視角，設置了重述公告日前15日到公告后30日內不同的窗口期，考察了控制權的差異對公司該段時間的市場累計超額報酬的影響，結果表明無顯著差異。但在加入地區媒介環境因素的變量后，結果表明媒介功用較低的地區，控制權的提升會加劇公司負向的治理效應，肯定了媒體對約束大股東濫用職權的積極治理作用。馬晨和張俊瑞（2012）的研究發現管理層持股比例與財務重述之間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呈顯著的U型關系，他們著重從管理層錯報的動機與內部監管的共同作用進行考察。具體體現為持股比例較低時，協同作用占據主導作用而持股比例較高時，塹壕效應起主導作用；另外，兩職分離或兩職合一的領導權結構本身對財務重述沒有顯著的影響，但在兩職分離的情況下，管理層持股的利益協同效應更能得到發揮，從而抑制公司的財務重述行為。

2.2媒體關注

2.2.1媒體關注的影響

媒體作為一種信息中介，除了傳遞信息，其自身也在社會中扮演了更多的角色。隨著時代的發展，媒體力量的崛起使其成為除了市場、政治之外的資源和財富配置機制。現有的文章中，主流方向之一研究了媒體報道對公司股價的影響。Lily和Joel（2009）就表明信息傳播的范圍會影響股價，具體體現在較少被媒體披露的公司股票的超額收益比那些媒體關注較多的股票要高，這種現象在那些較小的股票中表現更為明顯。Engelberg和Parsons(2011)進一步區分了是媒體報道的內容本身還是媒體這一角色對資本市場中公司的決策會有影響，結果發現在控制相關變量后，當地的媒體報道對本地市場交易有顯著的預測作用，并且與本地媒體報道的時機選擇也有關系，總體證明了媒體偏見的存在。

另一類研究方向則關注了媒體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現有的研究中很多都表明媒體在公司治理中能起到正面的影響。Dyck et al.(2008)用俄羅斯的樣本肯定了媒體報道在公司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具體體現在他們發現投資基金的游說會增加媒體對違反公司治理相關規定的報道，同時這種報道也增加了公司違規后改正的概率。李培功和沈藝峰（2010）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結論，他們發現媒體對公司的曝光能夠顯著提高公司違規改正的概率，進一步將媒體分為政策導向性媒體和市場導向性媒體兩類，則發現這種效果在市場導向的媒體中更為顯著；最后則證實這種媒體的公司治理作用是通過引起相關行政機構介入實現的。沈藝峰等（2013）的文章則對媒體類型做了進一步的研究，表明互聯網有超越廣播、報紙和電視等傳統媒體的趨勢，因此他們從上市公司定向增發的角度，關注網絡輿論對公司治理的影響。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那些事前定向增發預案遭到反對的公司事后的超額收益率顯著為負，且被審核機構通過的概率也顯著降低，從而證明了網絡媒體對公司治理的積極作用。

3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 23

3.1 理論基礎 ...................................... 23

3.1.1 信息不對稱理論 ............................... 23

3.1.2 代理理論 ............................ 24 

4 研究設計 .................................... 30

4.1 樣本選取 ............................. 30

4.2 變量度量 ................................... 30

4.3 實證模型 ............................. 33

5 實證檢驗 ............................................. 34

5.1 描述性統計分析 ...................... 34

5.2 相關性分析 ................................. 37

5.3 實證分析 ...................................... 40

5實證檢驗

5.1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2描繪了本研究樣本中，我國滬深兩地A股上市公司的財務重述情況。

表2中Panel A，依據年份進行統計，可以看到，在2011-2020年的樣本期間，重述公司比例超過40%，并且有逐漸上升的趨勢，表明我國公司財務重述現象確實比較普遍。但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這一比例高達86%，這一數值明顯區別于其他年度的數據，因此本文對此進行了細分研究，發現在2019年進行重述的公司中，有超過80%是因為會計政策變更引起的財務重述，通過查閱相關資料，發現財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發布的《關于修訂印發2019年度一般企業財務報表格式的通知》（財會[2019]6號）、2019年5月9日發布的《關于印發修訂<企業會計準則第7號-非貨幣性資產交換>的通知》（財會[2019]8號）、2019年5月16日發布的《關于印發修訂<企業會計準則第12號-債務重組>的通知》（財會[2019]9號）對公司會計政策、會計科目進行相應變更。因此當年的異常值推測跟該政策相關。

6結論

財務重述現象干擾了資本市場中會計信息的定價和信息傳遞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治理情況存在缺陷。而媒體作為逐漸興起的“第四權”，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其傳播形式、速度、范圍都有了變化。區別于傳統的報紙、廣播等媒體，互聯網媒體具有更快的傳播速度和更廣的傳播范圍，同時，它具備實時的信息交互功能，使得輿論能更快地形成。

基于此，本文以2011-2020年我國滬深兩地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考察網絡媒體中的股吧對公司財務重述的影響。以東方財富股吧為數據來源，進一步依據其信息語調劃分為負面媒股吧輿論和非負面股吧輿論，將其作為本文的解釋變量，探討其對公司財務重述可能的影響。因為財務重述是對過往問題的重新陳述，也為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內生性問題，本文的股吧輿論數據為t-1年，而財務重述數據為t年，以此構建回歸模型。經過數據整理，篩選掉缺失值及匹配對應數據后，共獲得11538個觀測值。

研究結果表明，不同于以往對傳統紙媒的研究（李培功等，2010；戴亦一等，2011），在沒有區分媒體語調的情況下，股吧輿論引起的總關注度對公司發生財務重述可能性也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而在區分媒體語調后，負面股吧輿論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與公司發生財務重述可能性呈負相關關系，而非負面媒體關注僅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與公司發生財務重述可能性呈顯著負相關關系，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負面的媒體報道更能對公司起到監督作用。一方面，人們更容易受到負面信息的煽動，從而對被報道的公司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另一方面，負面的報道也更容易引起相關監管部門和行政機構的介入，從而減少公司管理層不當行為的動機，進而降低了財務重述的概率。然而對那些發生了財務重述的公司而言，股吧輿論對其重述的次數卻不再具備顯著影響。這表明股吧輿論僅對財務重述由0到1階段的發生可能性具備顯著效果。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