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論文，本文結果顯示，東部區域政府引導基金與數字化轉型互動關系較強，中部區域處于互動關系有待進一步提升，西部與東北部區域互動關系弱。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和意義

一、研究背景

新時代新環境下，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出現并在全球蔓延，使本就多變的國際形勢中存在的不穩定因素和不確定因素逐漸顯露出來，世界經濟形勢變得更加復雜嚴峻。我國宏微觀經濟正面臨著較嚴峻的挑戰，經濟增速持續放緩，從前采用的通過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建設來促進經濟增長的策略日漸無法滿足新時代的發展要求。在國家需要找到新動能以支持和鼓勵創新型經濟發展，進一步調整優化經濟結構，為新興產業的發展奠定基礎，促進經濟的持續穩健發展。在中國經濟結構持續優化的過程中，經濟發展方式出現了轉變，從最初的粗放型慢慢地轉向以高質量發展為中心的發展方式，自主創新能力成為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創新創業型企業成為未來經濟的重要支撐力量。因此，支持國家發展重點產業、激發企業創新活力也對未來金融體系業務發展有著重要意義。但這些企業的發展往往面臨著資金需求量大、風險高以及市場認可度低等問題，因而難以吸引到充足的資金。為解決市場失靈導致的企業融資難問題，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持續對政策不斷地進行調整持續優化，面對有限的可利用財政資源，對財政投入方式進行創新，利用政府引導基金多種建立形式，發揮杠桿效應撬動閑置社會金融資本持續融入，對國家相關行業的重點領域進行資金支持。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引導基金隨著形勢而出現，并且各地區都開始設立，經過不斷的探索和持續的規范，基金管理模式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完善，發揮在企業以及產業上的扶持作用越來越強，讓自身功能作用得到有效發揮，不僅為創業投資提供了資本供給，而且還作為重要創新工具，不斷推動各地進行經濟結構調整，促使傳統產業進行升級。

目前正處于新的發展階段，新機遇逐漸顯現，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面前，要致力于推動數字經濟融入到實體經濟，加快兩者融合深度與廣度，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第二節文獻綜述

一、政府引導基金的研究

國外學者在政府引導基金方面進行研究的Cumming等（2013）、Brander（2014）以及中國在這方面研究的學者楊敏利（2015）通過不斷地研究分析得出政府引導基金可以發揮引導效應作用私人創投。Cumming等（2013）通過收集1995—2010年這個時間段美國的相關數據，并將所形成的面板數據作為研究基礎，認為SBIR對創業企業所獲得資金支持的總量方面上與創投市場現存的規模之間存在著明顯正相關。而后不久，Brander（2014）把25個國家作為樣本根據其2000—2008年里面的創業投資市場進行了數據上的收集，研究分析得出政府引導基金在創業投資市場之中和私人創業投資具有的規模大小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不過少量創業企業能夠在私人創業投資方面的規模形成的影響不存在明顯的相關性。楊敏利等（2015）把創業投資方面的數據作為研究樣本，收集其在2013年之前的相關數據，得出城市如果有成立政府引導基金，那么其在創業投資募資方面具備的規模和對于創業投資機構在數量上的新增等方面相比于不具備政府引導基金的城市都存有優勢。

從另一方面來講，國外學者之中Wallsten（2001）、Macintosh等（2006），和中國學者楊大楷等（2012）根據研究分析得出政府引導基金能夠產生擠出效應并作用于私人創業投資。Wallsten（2001）運用工具變量法基于縣城層面的角度進行實證研究，表明SBIR在投資額方面的變化與私人創業投資方面的規模變化之間具有負向關系。Cumming等（2007）根據研究結果得出LSVCC的設立不僅有礙于創業投資方面的增長，產生的擠出效應還在私人創投資本上發揮作用。楊敏利等（2014）基于創投市場層面作為研究視角以中國部分省市作為樣本進行研究分析，根據研究結果認為存在顯著的負向相關性在政府引導基金和資本對于創業投資供給兩者之間。

第二章相關概念與理論基礎

第一節相關概念界定

一、政府引導基金的概念

如今，對于政府引導基金相關的定義已經形成了比較統一的文字表述。我國開始于2002年位于中關村設立了創業投資引導資金以此作為起點，在2005年11月的時候，國家之中的十個部委一同發布了《中創業投資企業管理暫行辦法》，其中就有發展改革委、科技部以及其他相關部門等，該文件首次指出“國家與地方政府可以設立創業投資引導基金。”2008年出臺了《關于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規范設立與運作的指導意見》，在這個文件之中提到政府引導基金應該具有：

1.成立政府引導基金應該不要把營利作為主要目標，而是要依托政府資金產生引導作用，持續地將社會資本引進來并融入到雙創企業、中小企業、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以及產業升級發展領域。

2.政府引導基金由政府主導，需要堅持維持市場化運作，并不是以財政撥款、利息方面的補貼或風險補貼式等的無償方式進行運作。采用市場化方式對政府引導基金需要扶持的對象進行選擇，不再是通過行政主管部門采用“帶帽欽定”形式的選擇，而是政府引導基金方面的管理機構要基于市場上的形勢，然后再進行各個方面綜合性的考慮，主要從承擔的風險、產生的收益和能否實現政策目標等作為入手點進行衡量。對于使用方式要求基于“有償使用”原則，這種形式更有助于經過篩選后所選擇的創投企業能夠加大財務約束力度。為了更好的實現政府引導基金運作目標，政府一般不參與日常的投資決策，主要通過競爭的方式選擇專業管理人，并將管理權移交由基金管理人。

第二節理論基礎

一、政府引導基金相關理論

（一）外部性理論

在上個世紀初期，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和庇古（Arthur CecilPigou）對于經濟之中存在的外部性理論進行了相關闡述，經濟主體在從事的經濟活動過程中會對社會和個人造成非市場性影響，就是指經濟主體行為形成了一定水平上影響，這種影響不是由于市場性造成的，而是由于外部性所產生的。其中，外部性也分為正外部性影響和負外部性影響。正外部性是對于經濟主體在經濟活動之中其行為對社會或個人的產生了正向收益而。負外部性是對于經濟活動之中經濟主體的相關行為為社會或個人造成了損失。

經濟外部性可能造成了市場失靈現象的出現。對經濟主體進行理性方面的假設之后，當經濟主體從事經濟活動給予社會形成正外部性時，但是如果這項活動產生的收益小于成本，那么其就要選擇停止從事該經濟活動，并且社會整體在當正外部性的存在時，其能獲得的相關收益卻不用付出對等的代價，那么資源的配置上就將出現失當；從另一個角度講，當經濟主體所進行的經濟活動給予社會形成負外部性時，如果其可以收到的私人獲利高于成本，而相對于社會之中的其他經濟主體就需要額外承受損失，那么同樣會產生資源配置失當。對于資源不合理配置而產生市場失靈方面的現象，就是指市場沒有在商品和勞務上進行有效率地分配。于是，這個時候政府需要對市場進行介入并有效地調控，采取強制手段對于收益和成本上進行平衡，發揮其所具備的經濟職能。

對于創投機構以及創業企業都被認為是理性的經濟主體，且兩者都將收益最大化作為前提條件下，并且創業投資過程與創業過程都存在正外部性，所以這方面的經濟活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社會在創新方面的能力，但同時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投資風險存在讓創業投資企業對于其所可以實現的收益小于付出成本。如此就創業投資在數字化轉型方面的實施存在缺乏動力的結果，所以社會上達不到最優水平，這樣就形成了市場失靈的情況，并且對于這種現象進行糾正，那么政府引導基金方面的需求也就不斷增長。

第三章30省域間政府引導基金與數字化轉型現狀剖析.........25

第一節30省域間政府引導基金現狀剖析..........................25

一、政府引導基金現狀分析.............................25

二、政府引導基金存在不足..........................31

第四章政府引導基金與數字化轉型的績效評價...............41

第一節政府引導基金與數字化轉型指標體系構建...................41

一、構建依據....................................41

二、構建原則..............................41

第五章30省政府引導基金與數字化轉型的耦合協調實證研究...49

第一節數據收集及處理............................49

一、數據來源及標準化處理..........................49

二、各指標權重計算...........................49

第五章30省政府引導基金與數字化轉型的耦合協調實證研究

第一節數據收集及處理

一、數據來源及標準化處理

本文研究時段為2013—2020年，由于西藏地區數據缺失故選取全國其中30省為樣本區域。數字化轉型與政府引導基金子系統數據均來源于2013—2020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各省年鑒或統計公報等，缺失數據通過線性填值法補全。此外，保險深度、金融效率、金融發展程度、財政自給率、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比重、平均受教育年限六個指標需要在公開統計數據的基礎上，基于前述公式和方法，通過計算與整理后得到。

30省政府引導基金都在持續支撐地方經濟發展，但30省政府引導基金引導效應存在較大差異，2013年30省政府引導基金存在一定差距，評分高的地區有北京、江蘇、浙江、廣東、上海、四川和山東，分別為0.1773、0.1763、0.1695、0.1398、0.1360、0.1297和0.1226，除四川外都為東部區域，這些地區具有良好的金融環境為政府引導基金發揮效用提供基礎；評分處于中等水平的有福建、遼寧、湖北、陜西、安徽、天津、重慶、云南、河北、山西、江西、寧夏、貴州、黑龍江，分別為0.1023、0.0942、0.0929、0.0923、0.0921、0.0892、0.0878、0.0867、0.0866、0.0853、0.0800、0.0796、0.0719、0.0712，其中省份大部分為中部區域、西部區域、少部分東部區域和東北部區域；評分處于低水平的有新疆、海南、青海、河南、吉林、廣西、湖南、內蒙古、甘肅，分別為0.0711、0.0694、0.0685、0.0661、0.0626、0.0559、0.0541、0.0523、0.0475，其中省份為部分西部區域和東北部區域。可知目前東部區域總體上領先于中部、西部和東北部區域。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主要結論

數字經濟是新時期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正在開啟重大的時代轉型，推動政府數字化、產業數字化以及企業數字化轉型，帶動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生產關系的再造、經濟結構的重組、生活方式的改變。

但是發展數字經濟，推動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存在著些許阻礙，不僅受制于地區內部的限制，還受著外部環境影響。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不僅需要技術支撐，還需要資金的支持。政府引導基金不僅能對數字化轉型中的產業進行支持，還能發揮引導效應和撬動社會資本持續融入，能夠持續推進數字化轉型進程，在完善數字基礎，突破地區限制。本文先進行了機理分析，建立相應指標體系，通過收集根據2013年—2020年的30個省數據，在理論分析上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到結論如下：

（1）東部區域數字經濟基礎與金融環境較好地區，在數字化轉型升級方面具有優勢，政府引導基金可以有效發揮效應，支撐經濟發展，促進數字化轉型升級，隨數字化轉型升級進程持續推進，政府引導基金的第二次撬動社會資金融入，相互促進效應明顯。

（2）中部地區有較好數字經濟基礎，隨政府引導基金不斷設立和加強，數字化轉型升級與政府引導基金相互促進效應逐漸顯現。西部區域數字經濟基礎薄弱，政府引導基金規模較小，東北部區域有一定的數字經濟基礎，但政府引導基金有限未形成規模效應，數字化轉型升級與政府引導基金相互促進效應不明顯。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