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業管理論文，本研究基于研發迎合行為的視角創新。根據緩解融資約束以及避稅動機對企業研發迎合行為進行分類，分為門檻跨越型和稅收籌劃型，并結合研發強度門檻和異常研發支出進行識別。

第1章緒論

1.1研究背景

新發展格局下，面對國內外環境的復雜變化，更需要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加快關鍵技術、核心領域突破，以打造經濟新增長點，形成發展新動能。制造業作為國際競爭博弈的焦點，以創新驅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任務。而目前從制造業增加值率、全球價值鏈地位、創新能力等衡量指標來看，我國只是制造業大國而非制造業強國。2021年我國研發投入強度為2.44%，仍低于2018年美國、德國、日本的研發投入強度，分別為2.83%、3.13%、3.28%。并且，上述國家的制造業研發投入強度以及制造業研發投入占總投入的比重均高于我國水平，與我國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和第一制造大國的地位仍然不相稱。此外，我國專利申請量排名截至2021年已連續11年排名第一，但全球創新指數排名卻處于12名，體現我國創新數量與創新質量發展不平衡問題。化解以上矛盾，需要堅持創新引領，培育壯大一批高新技術企業以攻克技術難關，搶占國際產業競爭新的制高點，推動制造業由追求數量、速度為特征的增長模式轉換為追求質量、效率的高質量發展模式。

為更好地扶持和鼓勵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2008年科技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布了《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下文簡稱《認定辦法》）。其中，詳細規定了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的具體標準和認定程序，同時為《企業所得稅法》的有關條例提供實施依據。政府主要采取減稅優惠和政府補貼兩種政策工具進行資助，一方面，高新技術企業可獲得低于一般企業的優惠稅率，享受15%的所得稅稅率，還可根據研發加計扣除政策在稅前按比例扣除研發費用，即通過高新技術企業認定可享有巨大的稅收優惠空間。另一方面，各級政府出臺了相配套的政府補貼政策，中央政府制定的火炬計劃、星火計劃等可以為從事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培育高新技術的創新前沿項目提供經費支持。地方政府制定的相關扶持政策中主要以提供資金補貼、擴寬金融渠道、提高人才待遇等方式助力地方高新技術企業發展。

1.2研究目的和意義

1.研究目的

在吸收和借鑒國內外關于政府干預與企業創新以及研發迎合行為與企業創新等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認定辦法》這一選擇性稅收激勵政策為例，圍繞政策執行中誘發的研發迎合行為，研究其行為規律、動機及識別方式，探討該行為對創新決策及績效的作用效果，以進一步明晰研發迎合行為影響政策實施效果的內在機制。綜上，本研究旨在從分析研發迎合行為這一影響政策效應的關鍵問題出發，以期為如何推進高企認定政策的有效執行提供理論借鑒。

2.研究意義

（1）在理論意義方面，首先，從微觀角度，研究研發迎合行為這一投機性行為對政策效應的影響，為解釋創新政策的扭曲激勵效應提供了新視角。其次，創新性的結合異常研發支出和研發強度門檻對不同動機研發迎合行為進行識別，為研發迎合行為和盈余管理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探索。然后，探討研發迎合行為對《認定辦法》政策效應的影響，即企業微觀行為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為政府干預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有益補充。最后，由于企業的經濟活動必然嵌入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中，政治關聯作為非正式制度嵌入的重要體現，會影響企業的研發迎合行為決策及其創新績效，從而在研究研發迎合行為影響創新決策及績效的過程中補充了政治關聯的相關內容，豐富了研發迎合行為的相關理論體系。

（2）在實踐意義方面，針對投資者，有效識別研發迎合行為的動機、表現及創新后果，可以讓投資者更加了解企業在參與高新技術企業認定過程中可能的策略選擇，降低投資者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指導投資者不能僅關注創新數量，需要同時關注盈利能力和市場價值等有關體現企業發展潛力的指標，更準確地進行投資決策，提高投資回報率。針對政府機構，本文在探討不同動機下研發迎合行為的行為規律、識別方式及其對創新決策及績效的影響基礎上，綜合分析了研發迎合行為對《認定辦法》政策效應的影響，為相關政府機構完善《認定辦法》政策制定、緩解研發迎合行為動機、改善政策實施外部環境提供理論指導和微觀證據，以期更有效地推進政策，提升政府的資源配置效率。

第2章高企認定政策下企業研發迎合行為的信號博弈模型

2.1高企認定政策的制度背景

2.1.1政策演變

20世紀80年代，隨著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對科學技術進步提出了新的要求，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將發展科學技術作為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首要任務，建立科學技術與經濟發展深入融合機制，加快形成高技術產業，推動經濟快速發展。1988年，國務院做出《關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下文簡稱《決定》），推行各種承包經營責任制以深化科學技術體制改革，其中重點強調科研機構與科研人員的作用，以及要積極生產高技術產品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形成，并在智力密集的大城市，制定相關扶持政策及提供相應保障，批準建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為了實施《決定》中關于高新技術企業產業開發區的規劃，1991年國家頒布了《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高新技術企業認定條件和辦法》（國發〔1991〕12號）。規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給予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必須從事一種或幾種高新技術且存續期超過10年，其研究開發人員數量應占員工總人數的10%以上；研究開發費用占總營業收入的3%以上；高新技術產品產值與技術性收入之和應為本年總營業收入的50%以上等九項條件，滿足條件的申請企業可由開發區辦公室核定后，經省、市科委批準頒發高新技術企業證書。同時，通過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可以獲得稅收、補貼、金融、貿易等方面的配套優惠政策。該政策頒布后，有2000多家企業獲得認定，促進了高新技術產業的形成與發展，為了進一步促進高新技術企業認定，1996年國家頒布了《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外高新技術企業認定條件和辦法》（國發〔1996〕018號），將高新技術企業的認定范圍擴展到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外，并且政策對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外高新技術企業的年總營業收入、全員勞動生產率、年人均利稅規模均作出了相應規定。為了進一步規范全國高新技術企業認定工作，2000年國家對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的相關標準進行再次修訂（國科發火字〔2000〕324號），主要調整了研究開發費用占總營業收入以及高新技術產品產值與技術性收入之和占本年總營業收入的比例。

2.2基于不同動機企業研發迎合行為分類及識別

2.2.1研發迎合行為表現及分類

產業政策可視為政府與企業簽訂的不完全契約，不完全性體現在不存在凌駕于國家之上的第三方能夠確保政策的執行，更重要的是雙方均無法預料未來可能出現的所有情形[136]，進而導致政策實施過程中面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甚至是尋租問題。具體而言，一方面，企業對于研發費用的歸集具有較高的自由裁量權，并且研發信息并非強制披露信息，具有隱形選擇空間，企業可能會利用信息優勢采取迎合行為，策略性地在研發支出資本化和費用化之間進行選擇，或將本不屬于研發活動的費用錯誤歸集到研發費用中，“粉飾”報表以獲取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除了應計盈余管理，企業還可能會以購買實際不投入研發的先進設備、高薪聘用不參與研發的人員等構造真實經濟活動進行“偽裝”[137]。同時，研發信息的不透明性以及“粉飾”手段的隱蔽性，為認定和監管機構增加了審查難度和監督成本，降低了企業參與研發迎合行為的風險。此外，目前對于被發現在認定中存在材料弄虛作假行為的企業懲罰力度較小，造成“偽裝”成本小于收益。因此，由于激勵與監督機制設計缺位，增加了企業以研發“粉飾”手段迎合政策規定的積極性與可能性。

2.2.1.1門檻跨越型迎合行為

門檻跨越型迎合行為指一些企業為了緩解融資約束采用研發“粉飾”手段，通過人為調整或虛增研發支出，使其研發強度剛好超過法定門檻值，以迎合《認定辦法》對高新技術企業規定的標準（如圖2-2所示）。例如：某紡織業上市公司的研發強度在認定前突增至3%左右，變化呈現不連續性，且在認定后仍保持在門檻值附近，具有明顯的“粉飾”痕跡。還有一些已經通過認定的企業為繼續享受政策優惠，通過操縱研發支出，使其研發強度保持在剛剛超過門檻值的水平。

第3章 研發迎合行為與制造企業創新決策 ........................................ 42

3.1 基于不同動機研發迎合行為與企業創新決策的理論框架 ........ 42

3.1.1 研究問題的提出 ...................................... 42

3.1.2 研究假設 .................. 43

第4章 研發迎合行為與制造企業創新績效 ........................... 65

4.1 研發迎合行為與企業創新績效的理論框架 ................................ 65

4.1.1 研究問題的提出 ................................ 65

4.1.2 研究假設 ..................................... 66

第5章 基于政治關聯的研發迎合行為與制造企業創新決策及績效..............88

5.1 理論框架 ........................... 88

5.1.1 研究問題的提出 ...................... 88

5.1.2 研究假設 ..................................... 90 

第6章研發迎合行為與高企認定政策效應

6.1企業研發迎合行為影響高企認定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6.1.1研究問題的提出

盡管學者們對于產業政策的定義和范圍界定不同，但均認可“選擇性干預”是產業政策的特征[155]。這是由于政府支持研發的可配置資源有限，無法滿足所有技術創新所需的外部性補償。因此，政府必須甄別出可能的技術創新以及產業升級的經濟和社會回報，制定產業政策以集中有限資源，扶持企業從事回報最高的技術創新，進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當前我國采取的產業政策類型主要有行業準入類和產業培育類，既包括對產業結構目錄的調整、以及對高新技術、軟件、集成電路行業內企業實行的稅收優惠，還包括在特定區域建立的產業園區、開發區、自貿區等。針對產業政策是否有效存在正反兩方的爭論，一方強調產業政策對克服市場失靈的積極作用[156]，另一方則強調認知能力局限、資源錯誤配置以及尋租腐敗會導致政策失效。政策實施效果的差異性不僅與政策本身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和實施方式有關，還與受扶持企業的特征有關。因此，更為重要的是討論如何抓住政策實施中的關鍵問題使政策更為有效[157-158]？

以《認定辦法》這一典型選擇性稅收激勵政策為例。企業通過高新技術企業認定后，獲得的稅收優惠以及政府補貼作為稀缺且有價值的研發資源，能夠促進企業創新。然而，《認定辦法》政策的有效性取決于政府能否正確識別真正需要扶持的企業。由于政府與企業雙方信息不充分、不對稱，政府無法準確了解和掌握申請企業實際的創新情況。尤其當企業為獲得政策優惠而采取刻意隱瞞或報告虛假信息時，處于信息劣勢的政府由于關鍵有效信息及完整信息鏈條缺失，從而做出有誤的認定判斷，導致政策失靈[159]。事實驗證，《認定辦法》給予高新技術企業大量的政策紅利，會誘使部分企業選擇以研發迎合方式參與創新，通過研發“粉飾”手段虛增研發支出以獲取更多的政策優惠，進而對政策的創新激勵效應產生影響。為此，本章聚焦于研發迎合行為，研究該行為對高企認定政策的具體影響機制，以期為如何提高政策實施的有效性提供理論借鑒和實踐依據。

結論

目前，關于是否需要政府制定產業政策以扶持企業發展仍存在爭議，一方認為需要產業政策以克服市場失靈，強調“有為政府”的作用。另一方則認為政府由于認知局限以及信息不對稱，可能很難精準挑選出需要扶持的企業，會誘發企業的逆向選擇行為導致政府失靈，強調“看不見的手”理論。而在實踐中，可能同時符合兩種理論，即由于出現逆向選擇問題可能使得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同時存在，因此，與其繼續爭論政府是否應該推出產業政策，不如將討論的重點轉為如何使政策實施更有效。本文基于《認定辦法》這一典型選擇性稅收激勵政策，首先，抓住政策執行中影響政策效果的關鍵問題，即存在一些企業選擇采取研發“粉飾”手段參與研發迎合行為以獲取政策優惠，并對研發迎合行為的具體表現、分類以及識別方式進行探討。進一步地，通過構建政企之間的信號博弈模型以明晰研發迎合行為的形成機理。其次，考察緩解融資約束與避稅動機下企業研發迎合行為對創新決策及績效的影響。并且，探討政治關聯在其中產生的影響。最后，檢驗研發迎合行為對高企認定政策激勵效果的影響，并且為了更好的推行政策，結合所得結論從深化稅收優惠制度改革及緩解創新資金壓力、完善激勵約束機制以及改善政策有效實施環境方面提出政策建議。主要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1）分析了研發迎合行為的具體表現和特征，將研發迎合行為按不同動機分為門檻跨越型和稅收籌劃型。并且，改進了研發迎合行為的識別方式，結合異常研發支出和研發強度門檻對不同動機研發迎合行為進行識別。進一步地，利用信號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與企業雙方在以研發強度為信號下的行為決策過程，構建了研發迎合行為的形成機理。

（2）構建Logit模型實證分析了不同動機下研發迎合行為對創新決策的影響，一方面，采用2005-2007年工業企業數據庫及2008-2019年上市公司數據庫中的制造企業數據，通過檢驗發現一些企業為了緩解融資約束參與了門檻跨越型迎合行為，導致較高的融資約束水平不僅沒有抑制創新決策，反而激勵企業以門檻跨越型迎合方式參與創新，進而可以從研發迎合行為這一新視角解釋我國“高研發參與”與“強融資約束”并存的原因。另一方面，驗證了企業會在較高的稅負壓力下產生避稅動機，導致政策給予的稅收優惠會誘使企業采取研發“粉飾”手段參與稅收籌劃型迎合行為。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