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論文,本文選取主板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通過對現有文獻進行研究分析,構建了檢驗ESG表現對企業高質量發展影響的基準回歸模型,并加入了控制變量、行業固定效應和年份固定效應,成功得出結果并驗證了ESG表現對企業高質量發展存在促進作用。
第1章緒言
1.1.研究背景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國現已從追求量的發展轉變為追求質的發展,即我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的階段進入到高質量發展的階段。高質量發展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求所在,是為了確保我國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轉變關鍵所在,是經濟發展規律的體現。而企業高質量發展是高質量發展概念在微觀層面的映射,是適應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一種新型企業發展范式,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拓展和延伸。同時,黨的十九大以來,黨和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將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重視統籌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2020年“十四五”規劃會議提出,生態文明建設要實現新進步,推動綠色發展,深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因此,在經濟高質量發展導向下,如何使企業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上邁出實質性步伐成為近年來學界關注的重要議題。在“利潤最大化”目標的驅使下,我國一些企業仍明顯存在污染環境、損害相關者利益等短期行為。隨著我國企業發展的不充分、不平衡問題凸顯,推動企業高質量發展已刻不容緩。
企業高質量發展是指企業在追求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不斷提升自身核心競爭力和綜合實力,實現穩定、健康、長期的發展。企業高質量發展是高質量發展概念在微觀層面的映射,是適應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一種新型企業發展范式,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拓展和延伸。目前學界對于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具體內容還未形成統一意見。雖然在針對某一行業的研究中,有學者通過企業行為構建高質量發展指標或者單一指標如研發創新、人均利潤等進行衡量,但多數學者在全要素生產率與高質量發展本質高度重合性這一關鍵問題上并不存在異議。且前類衡量方法存在一定缺陷:用單一指標進行衡量不能體現高質量發展特征,以企業是否具有某種行為構建指標最終形成的是一個沒有量綱的指標,可比性較低。考慮本文的研究對象為國內主板上市公司,并不針對某一單獨行業。本文參考目前國內外權威期刊最新發表的研究中具有普適性的做法,將企業高質量發展具體內容定義為全要素生產率。

1.2.研究意義
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納入我國“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社會各界對于環境問題的關注度持續提高。國務院提出“扎實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各項工作”系列行動方案,要求企業完善治理結構,降低對環境的污染,同時要加強社會責任,合理配置資源,注重向綠色低碳發展.在此背景下,國內的金融組織更加重視上市公司的ESG表現,并以環境、社會、公司治理作為衡量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三個維度.隨著我國ESG評級體系的不斷成熟,自2015年以來,相關專業機構開始對國內上市公司的ESG表現進行評級,社會各界對企業ESG表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但遺憾的是,目前國內關于ESG指標體系的構建和ESG信息披露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論層面。
在此背景下,探究企業ESG表現對其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及影響路徑對促進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進而助力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理論意義:現有研究分別對ESG和企業高質量發展進行了較多的探討,且有學者就企業ESG表現對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進行了探討,但對兩者之間影響的內在機理和深度分析較少。本文就ESG表現對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作用機制進行探討,并對不同性質和地域的企業進行異質性分析,對于ESG表現和企業高質量發展的研究具有一定理論意義。
(2)實踐意義:國內學者對于ESG的研究較為缺乏,并且多是關于健全ESG制度方面的理論研究,具有實踐參考意義的研究較少。而在我國經濟面臨內外均承受巨大壓力的情況下,再加上近年大力提倡綠色發展理念的背景,企業如何做到高質量發展是亟需探討的一個問題。因此,針對ESG對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進行研究一方面能夠為我國企業更好地調整自己發展策略提供參考,一方面能夠為我國政府制定和執行相關政策提供依據,具有一定實踐意義。
第2章理論基礎及文獻綜述
2.1理論基礎
2.1.1融資約束理論
融資約束是指企業由于各種原因(如財務狀況不佳、信譽問題等)而無法獲得足夠的融資,具體而言,企業滿足投資活動或經營管理活動產生的融資需求會因為自身財務狀況等內部因素和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等外部因素的影響,使得企業內部融資和外部融資的成本出現差異且后者成本高于前者,從而受到約束,企業無法順利通過融資獲得需要的資金。企業開展日常經營投資活動需要大量資金,但大部分企業資金是有限的,不能完全滿足需求,企業由此產生融資需求。根據融資渠道劃分,企業的融資可以分為內部融資和外部融資,也稱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且內部融資的主要來源是企業留存利潤,外部融資主要包括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企業內部融資會受到利潤有限、股東利益的影響使得融資存在有限性,企業對此多會選擇外部融資進行替代。隨著時間推移,人們從一開始認為外部融資能完全替代內部融資逐步意識到,現實中外部融資和內部融資之間存在顯著差異且比內部融資具有更高的成本和更多的限制。
國內外學者對融資約束的關注最早開始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在此之前人們對企業內外部融資差異并未有明顯的感受。早期對于內外部融資的討論以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1958)[133]提出MM理論為代表,他們在研究中明確指出,企業資本結構與投資決策之間不存在相關性。在這樣的“完美世界”中,企業的內部資金和外部資金可以相互完全替代,因此內部融資與外部融資并無明顯差異。但隨著時間推移,人們發現MM理論中的完全資本市場并不存在,稅收、交易成本等問題使得企業內外部資金不能完全替代,突出的信息不對稱和代理成本等問題使得企業使用外部資金的代價高于內部資金,企業內外融資差異日益凸顯。直到1988年,Fazzari等(1988)[134]在融資約束與企業投資的研究中提出融資約束假說并進行了實證研究,學界對融資約束的探究如雨后春筍般逐漸多起來。
2.2.ESG相關研究
2.2.1.ESG定義及其發展研究
ESG全稱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即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的合稱。該詞源于國外,是目前投資界和學界衡量企業對社會價值和可持續性的重要標準。經過國內外眾多金融機構和學者的探索,ESG現主要包括ESG信息披露、ESG評級和ESG投資三方面。作為近年廣受認可的新型企業評價方法[1],ESG不同于以往簡單關注企業社會責任或企業績效的評價方法,更為全面地將可持續性和社會責任包含在企業評價體系中。
目前已有眾多學者在研究中對ESG的起源有所談及,但因其追溯的時間跨度較大,所涉及的事件較多,故存在眾說紛紜的現象。查閱現有資料,ESG概念的發展可以概括為四個階段。
首先是倫理投資(Ethical Investment)階段。ESG往回可以追溯至20世紀的倫理投資,這是現知最早與ESG相似的概念。倫理投資是投資者為尋求對社會產生價值、追求本身信仰等目的,并受到社會與倫理道德的長期影響而產生的投資理念,即投資者的投資行為主要是由價值觀驅動。在早期倫理投資階段,用于宗教、教育或其他慈善領域的宗教基金成為倫理投資典型代表之一,例如早期摩門教管理的恩賽峰基金。其次是早期社會責任投資(SRI,SociallyResponsible Investing)階段。經過倫理投資階段的發展,投資領域中社會責任等價值觀導向的結合使得“社會責任投資”已初具模型。一方面,由于經濟高速增長伴隨著高能耗高污染等負面影響,環境、資源、氣候等全球日益嚴峻的問題得到社會關注,各類環保運動逐漸興起。20世紀六七十年代,為抗議和抵制企業忽視資源浪費、環境破壞等問題而一味追求利潤,歐美社會掀起公眾環保運動浪潮。在環保運動興起的同時,國際機構和金融機構也開始重視環保問題。1972年,為保護和改善環境、討論當代環境問題,多國政府代表、聯合國機構和國際組織代表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發表了《人類環境宣言》,并確定每年6月5日為“世界環境日”。
第3章ESG對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分析....................23
3.1 ESG對企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23
3.2 ESG對企業高質量發展影響的異質性...........................23
第4章實證設計..................................28
4.1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28
4.2主要指標衡量方式............................29
第5章ESG對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實證分析......................38
5.1相關性分析.......................................38
5.2基準回歸結果.....................................39
第5章ESG對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實證分析
5.1相關性分析
本文對變量相關性進行了探討,具體結果如表5.1和圖5.1所示。

如表5.1所示,對總樣本及涵蓋的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作研究并列出相關系數矩陣,且通過方差膨脹因子檢驗(VIF)對研究中變量的多重共線性進行檢驗。從表5.1的A部分相關系數矩陣可以看出,TFP和本研究的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性都比較高。一方面,TFP和ESG的相關性系數為0.372,說明二者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需注意這并不代表因果關系。另一方面,TFP和控制變量具有較高的相關關系,說明控制變量具有代表性,能夠最大程度地減緩遺漏變量導致的估計偏誤。其次本研究的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系數普遍較低,即存在多重共線性的可能較低。如表5.1的B部分所示,企業ESG表現(ESG)的VIF值為1.32,企業總資產收益率(ROA)的VIF值為1.30,企業年齡(Age)的VIF值為1.09,企業規模(Size)的VIF值為1.94,托賓Q值(Tobinq)的VIF值為1.41,總資產負債率(Lev)的VIF值為1.63,城市人均GDP(Pgdp)的VIF值為1.38,城市財政收入(Fis)的VIF值為1.61,貸款余額/GDP(Fd)的VIF值為1.46。檢驗結果顯示核心解釋變量和所有控制變量的VIF值都小于2,證明本研究中的變量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且不會影響實證主要結果的準確性。
第6章結論、政策建議及不足
6.1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選取主板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通過對現有文獻進行研究分析,構建了檢驗ESG表現對企業高質量發展影響的基準回歸模型,并加入了控制變量、行業固定效應和年份固定效應,成功得出結果并驗證了ESG表現對企業高質量發展存在促進作用。而后本文通過替換主要變量、減緩遺漏變量偏誤等穩健性檢驗,成功證實了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進行了分維度檢驗、作用機制分析和異質性檢驗,進而對ESG表現對企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不同性質類型企業之間的影響差異性做了具有價值的探討。本文研究的結論主要有四點:首先,ESG表現能顯著促進我國主板上市企業的高質量發展,且在進行了一系列的穩健性檢驗之后,這種效應依然存在。其次,本文發現ESG表現的三個分項(環境評分、社會責任評分和公司治理評分)的改善都有助于企業高質量發展。第三,本文經過進一步檢驗發現,ESG表現通過緩解融資約束來促進企業高質量發展。最后,本文發現ESG表現對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在生產率較低的企業、非國有企業、重資產行業、重污染行業、非資源依賴型城市的企業以及非老工業基地的企業更加顯著。
據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首先,由于ESG表現的提高會促進上市公司的高質量發展,國家和有關部門應當加大ESG重視程度,定期投入人力、物力和財力編制一個更加客觀公正的企業ESG評分體系。其次,面對當前嚴峻的國內外環境和困難重重的國內經濟轉型,加速當前我國ESG發展進度刻不容緩。同時,相比國外ESG評級機構已超過600家,國內僅有的20余家ESG評級機構顯然不滿足我國的發展和轉型需求。國家可以出臺相關文件來支持國內ESG評級機構的發展,出臺并完善ESG相關法律法規以促進ESG應用的普及。最后,由于ESG在生產率較低的企業、非國有企業、重資產行業、重污染行業、非資源依賴型城市的企業以及非老工業基地的企業表現出的顯著促進高質量發展效果,非常符合我國改革和發展方向,國家可以針對性在相應行業和地區推行ESG評分體系,通過政策手段和市場化手段相結合的方式,助力部分地方和企業轉型,解決我國企業發展中存在的不充分、不平衡問題。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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