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業管理論文，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優化，流動性管理和股票期權定價，分別提取了企業資本結構調整、現金持有水平以及債務違約風險，基于女性主義理論、社會認知理論、資源依賴理論、女性關懷主義理論、高層階梯理論、委托代理理論以及信息不對稱理論。

第1章緒論

1.1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1.1.1研究背景

（1）現實背景

當前，性別不平等依然是普遍存在的現實問題。在教育領域，很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中小學女學生入學率明顯低于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特別是對貧困人口來說，女性平均受教育時間相比于男性要少5年左右。在經濟領域，非洲與南亞地區國家的女性參與勞動的比例較低。基于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傳統家庭分工模式下，女性被認為應該去承擔家庭中大部分無償的家務勞動。但是這種傳統觀念直接阻礙了女性在職場中參與以及晉升的機會，加重了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負擔。恩格斯認為，性別不平等的產生是基于私有財產的出現，而男性擁有著更多的私有財產，使得女性更加依賴男性。因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機會不平等限制了個人的發展，特別是限制了女性充分發揮才能。在現代社會，隨著人口年齡結構出現轉變，以及女性勞動參與提高、更多女性開展自身職業生涯，進一步推動了了經濟的增長。上述轉變不僅改善了女性的自我價值實現，還提升了家庭的整體福利。進而，女性將具有更加充分的時間，可以從照顧家庭轉移到更多的社會參與和提升自我價值上，在提高自身的同時促進社會發展。

近年來，董事會性別多元化問題受到廣泛關注，女性高管逐漸成為企業組織構架中的核心力量（Burke，1997；Burke and Mattis，2000），女性董事正愈發積極地參與到公司治理中來，推動董事會構成的性別多元化。南開大學公布的《2021年中國上市公司女性董事專題報告》表示，自2012年至2021年，管理層架構中具有女性董事的公司由1079家增加至3150家，占比由46.35%增長至76.20%。董事長為女性的公司數，由76家增長至241家，占比由3.26%增長至5.83%；董事會女性董事人數由平均0.63人/家增長至1.39人/家，比例由6.06%增長至16.57%。尤其在2021年，女性董事人數占比率達到記錄以來最高值。女性高管在公司決策中的話語權也在不斷提升，基于風險規避理論，女性高管參與公司治理將弱化公司業績波動性。與此同時，接納女性高管的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家更加開放、更加民主的公司，充滿了創新與活力，這對公司的業績也有積極的影響。女性高管參與公司治理有利于獲得各利益相關者的正面評價，從而為企業營造更好的外部環境和運營生態，降低環境不確定性對公司業績穩定性的沖擊。尤其是在經濟下行時期，女性高管規避風險的傾向有利于減少不必要的損失，也更能應對經濟下行期帶來的風險。

1.2文獻綜述

本文的研究主題在于分析女性高管參與如何影響企業債務風險管理，基于此，本章主要從女性高管參與的經濟后果，企業資本結構調整、現金持有水平和債務違約風險的影響因素展開綜述，為本文的研究方向與內容提供了學術研究基礎。

1.2.1女性高管的相關研究

（1）人口性別與企業管理結構

企業管理層決定著企業的重大決策，對企業的生產運營產生巨大的影響。而企業的高管人員作為一個企業中最為重要的資源之一，是決定著企業健康發展的關鍵因素。基于機會平等和代表性平等觀點，企業管理層結構多元化對企業健康成長意義重大。這是因為決策個體認知能力存在限制，無法準確識別企業決策需要考慮的全部層面，而即使可以全部識別，由于理解能力的偏差，也會導致不同管理者將自身偏好帶入決策制定過程，形成不同的經營決策。上述現象在性別同質化的企業中更加明顯，為了解決該問題，多元化管理層結構可以克服個體存在的認知局限，這也在一定程度表現為管理層結構中的男女比例程度。從性別角度分析，作為管理層的男性和女性在先天決定的個人生理特征上存在差異，從而影響了彼此在經營管理過程中的思維方式和視角，管理層結構中性別比例的調整可以在決策過程中提供不同的視角和經驗，豐富決策過程中的邏輯思維，為決策制定提供更多有效信息，并能及時糾正可能存在的錯誤，優化經營策略和決策反正。因此，企業管理層中的性別比例可能對企業經濟管理造成影響。

隨著社會中女性地位和角色重要性認識的不斷修正和提高，更多女性加入到企業管理層，成為企業經營決策制定的中堅力量。企業高管結構中的女性特征及其度公司治理的影響成為現有研究的重要議題。當今社會中雖然高管中女性不斷增加，但是仍然存在著女性高管比例不足，且更多擔任非執行董事。Branson（2006）和Adams（2001）的研究均指出，當前全世界企業的女性高管比例依然不足，世界前500強公司中女性董事平均占比僅為11%，全球企業中雖然超過65%具備女性董事，但其中僅僅只有25%的企業具有兩名或者兩名以上的女性董事。Dalton et al.（2010）指出在世界500強公司中，女性董事的比例呈現穩步上升趨勢，從2001年到2009年，女性董事占比從12.4%上升到16.1%，整體上升3.7個百分點，相比于男性比例依然較低，而且女性董事所處的管理層位置相對不重要，女性董事權利在經營決策過程中相對較小。

第2章概念界定與理論基礎

2.1概念界定

2.2.1女性高管

關于女性高管的研究中，學者們對女性高管的定義進行了廣義和狹義的區分。廣義上的女性高管主要是指企業董事會、監事會以及高級管理團隊中的女性成員群體。這個群體包括了董事長、CEO、CFO、董秘、董事、監事等女性管理者，他們在企業的戰略決策、日常經營和管理調度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種廣義的界定更為全面，涵蓋了各個層級和職位的女性高管，以便更好地研究她們的角色和影響力。因此，在本文中我們同樣采用廣義女性高管的概念進行后續研究。

然而，也有學者提出了狹義的女性高管的概念。狹義的女性高管主要指的是在企業中擔任董事長、CEO和CFO職位的女性擔任者。這種狹義的界定主要關注企業最高層級的領導者，并將其作為研究的重點。盡管狹義女性高管的研究更加具體，但在實際情況中，廣義女性高管的研究更為常見和廣泛。因為廣義女性高管的概念包含了更多層級和職位的女性管理者，更能反映出女性在組織中的整體參與和影響力。通過采用廣義女性高管的概念進行研究，能夠更全面地了解女性在企業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這種廣義的界定考慮了不同層級和職位的女性高管，能夠研究她們在戰略決策、組織文化、領導風格等方面的影響。同時，廣義女性高管的研究也能更好地關注性別平等和組織多樣性的問題，為性別平等和多元化的實踐提供支持和倡導。因此，在本文中采用廣義女性高管的概念，以探索她們在組織中的角色、影響力和職業發展等方面的重要議題。

2.2理論基礎

本研究借鑒多個領域的相關理論探討客戶企業債務風險對供應商企業未來績效的影響。理論基礎包括委托代理理論、高層階梯理論、資源依賴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社會認知理論、女性主義理論以及女性關懷主義理論，如圖2.1所示。本部分將對上述理論的基本觀點與核心概念進行系統化梳理與詳細闡述，進而為本研究的后續開展提供理論支撐。

2.2.1委托代理理論

作為現代公司治理的邏輯起點，委托代理理論最初是由企業內部信息不對稱和激勵設計等研究問題逐步發展起來的。Ross(1973)最初提出委托代理關系、委托人與代理人等相關概念：委托人賦予代理人代表其利益行使部分決策權并給予相應的報酬，隨之產生代理關系。隨后，委托代理理論自從在Jensen andMeckling(1976)的文章中被提及后便引起廣泛重視，經過多位學者的補充完善，成為近40年來最重要的契約理論之一。委托代理理論成立的理論基礎是非對稱信息博弈論，其所研究的核心任務是委托人在面對信息不對稱和利益沖突問題時，如何設計最優契約激勵代理人。

第3章 中國上市公司女性高管參與企業管理分析 ............................ 55

3.1 女性高管的職場地位演化 ............................... 55

3.2 行業和地區視角下女性高管的任職現狀分析 ............................ 57

第4章 女性高管參與對資本結構調整的影響 .................................... 71

4.1 企業降低負債率與女性高管的作用 .................. 71

4.2 理論分析與研究框架 ........................... 72

第5章 女性高管參與對現金持有水平的影響 .................................... 87

5.1 企業保持流動性與女性高管的作用 ............................................ 87

5.2 理論分析與研究框架 ............................. 88

第6章女性高管參與對債務違約風險的影響

6.1企業債務違約風險與女性高管參與

債務違約風險（以下簡稱違約風險）是指企業難以償還債務和利息的可能性，企業債務違約不僅給其本身帶來破壞性影響，還是系統性金融風險形成的重要因素，將對金融穩定和實體經濟穩定產生不可小覷的負面沖擊。以2014年“11超日債”債券違約為標志，中國企業債券的剛性兌付逐漸打破，債務違約規模不斷擴大。2020年發生的債務違約事件涉及187家上市公司，2003年僅為61家，近二十年間債務違約企業數量雖有波動但整體成不斷上升的趨勢。尤其是2014年企業債券打破剛性兌付后，違約企業數量呈現爆發式增長，2015年違約企業數量是2014年的約兩倍，2019年達到頂峰，涉及280家上市公司，違約規模高達1495億元。企業是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微觀主體，中國經濟四十年的高速發展使得企業部門積累了過高的債務杠桿，但違約風險在高速增長中被忽視。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加之經濟下行壓力和新冠疫情的雙重沖擊，企業部門的債務違約風險逐漸暴露，實體經濟債務違約風險明顯積聚。企業債務違約具有傳染效應，帶來企業違約的集體爆發，短時間違約風險的集中釋放，向信貸市場傳導將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嚴重威脅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黨的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作為三大攻堅戰的首要任務，防范化解企業債務違約風險成為重要的微觀抓手。除宏觀環境變化和企業中觀層面的社會關系影響外，企業內部治理情況是緩解企業違約風險的關鍵要素。現有研究多基于傳統的公司治理視角研究其對企業違約風險的影響，近年來，從高管的團隊結構特征出發探究企業治理機制的觀點不斷涌現。尤其是女性高管參與下，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為降低企業違約風險提供新的視角。

社會女性主義理論認為在社會分工中，女性應該更多地承擔養育子女和照顧家庭的責任，相應地投入到工作中的精力減少，在工作能力方面不如男性。自由女性主義理論認為女性在教育和商業等方面受到歧視，從而導致女性難以勝任企業高管一職。而伴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國社會對女性的傳統觀念悄然改變，女性的自我意識也逐漸提升。女性在商業領域逐漸擁有了更多的建議權、表決權甚至決策權（Firth，2007）。公司治理實踐中，不難發現女性管理層已經成為影響企業經營績效不可或缺的中堅力量。女性能夠取得理想的公司治理效果與其嚴謹保守（Huang and Kisgen，2013）、道德水準高（Zahra et al.，2005）等明顯有別于男性的內在特征緊密相關。女性高管參與將會對公司治理造成怎樣的影響？進而如何影響企業的違約風險？對于這一問題的探討有助于了解在公司治理中女性高管參與的經濟影響，所帶來的經濟后果，也有助于從新的視角了解影響企業違約風險的影響因素。

第7章結論與對策建議

7.1研究結論

基于本文的研究背景，管理層是企業相關政策的直接決策者，管理層的不同特征將產生差異化的決策，性別多元化便是管理層重要特征之一，女性高管參與將對企業債務風險管理產生影響。對于企業債務風險管理而言，資本結構調整意味著企業合理配置債務杠桿，降低企業潛在風險；現金持有則可以增加企業流動性，防止意外事件的不良沖擊；債務違約風險則是合理評估企業經營情況，直接避免債務違約事件發生。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優化，流動性管理和股票期權定價，分別提取了企業資本結構調整、現金持有水平以及債務違約風險，考察了女性高管參與對企業債務風險管理的影響效應與作用機制：

第一，女性高管參與如何影響企業資本結構調整。首先，企業管理層是資本結構調整的直接決策者，女性高管參與公司經營將對企業資本結構動態調整產生一定的影響，女性高管在財務決策上更傾向于規避風險，導致女性高管更少進行債務融資，尤其是財務風險更高的短期債務融資。其次，女性高管參與的治理結構使得企業與外界的信息不對稱程度更低，降低了外源融資成本，有利于企業及時調整資本結構。女性高管風險規避這一特征也成為銀行等金融機構借出資金時重要考慮的方面，這也降低了女性高管參與的公司資本結構調整成本。最后，在動態變化的環境中，企業的最優資本結構也相應變化，企業需要不斷調整戰略決策，推動資本結構向最優目標靠攏才能適應外部變化的環境，女性高管的特質優勢決定了在其參與下企業進行資本結構動態調整的意愿更強烈，提高了企業資本結構調整的速度。本文探究女性高管參與對企業資本結構調整的影響，進一步分析過度自信和企業聲譽對資本結構調整影響的作用機制，并從權益和債務兩個角度分析資本結構調整的路徑。本文以2003~2020年中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考察了女性高管參與對公司資本結構調整的影響，以及不同調整方向下影響的差異性，進一步探討了這一影響的作用機制，最后厘清了女性高管參與下資本結構動態調整的路徑。實證結果表明，女性高管參與顯著提升了資本結構調整速度，且在資本結構向下調整的過程中表現得更為明顯，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測試后結論依舊穩健。同時，女性高管參與通過抑制管理層的過度自信，提升企業聲譽水平，降低企業調整成本，進而促進企業資本結構向最優水平的調整速度。進一步地，女性高管參與主要是通過增加權益融資的方式，降低資本結構，對向下調整的資本結構發揮顯著作用。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