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業管理論文，本研究以養老社會企業為研究對象，運用定性研究探索養老社會企業實現價值共創的影響因素，并構建了相關的理論模型。然后根據制度理論、資源基礎理論等相關理論提出研究假設，并實證檢驗了養老社會化企業的動態能力、合法性獲取和價值共創之間的關系。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1.1.1 現實背景

1.1.1.1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養老服務市場需求

按聯合國發布的人口老齡化國家標準，當一個地區60歲以上老人達到總人口的10%，或65歲老人占總人口的7%，則該地區視為進入老齡化社會（梁海艷，2018）[1]。中國在21世紀初已經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其中，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8.90%，共1.19億人（國家統計局）①。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人口共14.1億人，65歲以上人口就有1.91億人，占總人口比重達13.5%[2]，老齡人口成為了數量最多的國家。圖1-1為2010-2022年期間，中國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數量及占比情況。過去12年間，中國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數量上升速度較快，占比從8.9%增長至14.9%，老齡化現象急劇增加。

通過以上數據可以看到，隨著中國社會和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口結構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中國自1982年至2016年以來獨生子女政策的嚴格執行，出生率不斷降低，獨生子女數量增加，逐漸退休并進入養老階段的父母往往只有一個孩子（黎秋菊，2018；Sharma，2021）[3,4]。目前，獨生子女家庭的孩子陸續進入婚育年齡，呈現出“421”的家庭結構，即一對夫妻面臨著“上有老、下有小”的社會和經濟壓力，大多數年輕人選擇離開家鄉工作，無法在家照顧年邁的父母，加之社會經濟和醫療水平的發展，導致目前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呈現老齡化和少子化并重、老年人口數量迅速擴大以及老齡化速度急劇增加等特點。中國老齡化人口快速增長，需要吸收和借鑒國外成熟養老模式的成果，建設養老服務體系，實現社會人口福利。由于我國老齡化人口呈現出“絕對數量較多”，“數量不斷增加”，“未富先老”三個特征（楊涵墨，2022）[5]。因此，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將比早期進入人口老齡化的發達國家更大，各地區需根據實際情況，不斷探索新的養老模式，以適應我國老齡化人口快速增長的需求（Ying等，2020）[6]。

1.2 研究目的和問題

1.2.1 研究目的

由于中國社會組織在養老方面的資源和能力有限，鼓勵更多的社會企業參與養老服務供給能夠有效的解決這一現實困境。社會企業利用創新的運營模式，不僅能夠為老年人提供有效的服務和產品，實現社會價值創造，而且能夠發揮自我效能感，兼顧經濟效益（Defourny，2009）[51]。社會企業在促進我國普惠性養老事業發展，創造養老服務市場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方面發揮了重大的作用。為此，社會企業作為一種新型養老服務供給主體，吸引了學術界和產業界的重點關注（李兵兵，2021；何蘭萍等，2021）[39,52]。但是現有文獻對養老社會企業的研究更多的從案例分析的方式探討社會企業參與養老服務的優勢與困境，從定量的角度深入探索養老社會企業具體運作機制的研究較為匱乏（李兵兵，2021）[39]。

為了探索養老社會企業如何發展壯大，從而更好的解決中國養老問題。本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深入研究養老社會企業實現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的運作機制。具體地，首先基于社會企業的社會和經濟雙元價值，研究養老社會企業價值共創的實施路徑，如何實現有效的養老服務供給，促進社會和經濟價值共創有哪些影響因素。其次，探索養老社會企業價值共創的各個因素之間的路徑關系和影響程度。最后，進一步探討政府在促進養老社會企業實現價值共創過程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為政府對養老社會企業的補貼策略提供建設性意見。

1.2.2 研究問題

基于中國傳統的養老文化和未富先老、未備先老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本研究將社會企業作為養老服務的供給者，分析養老社會企業的動態能力、合法性獲取對社會和經濟價值共創的影響，為養老服務供給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有助于養老社會企業的相關理論研究。目前，越來越多的非營利組織和營利性企業正在通過創新現有商業模式來轉變成為社會企業。然而，中國的養老社會企業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法律體系，社會企業運用商業的運作模式來解決社會養老需求，往往會遇到合法性悖論等問題，其社會績效與經濟績效之間的沖突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話題。

第二章 文獻綜述

2.1 養老服務

養老服務是本研究的研究情境，采用內容分析法得到了現有的養老服務領域的研究概況。國內外關于養老服務的研究集中于養老模式、養老服務供給和養老服務政策，通過對文獻的分類總結發現，這些研究的目的在于促進養老服務模式創新，提升養老服務質量。政府為了促進養老服務發展，出臺一系列政策，激勵社會各界力量提供多元化的服務供給，以滿足不同層次的養老需求，促進創新型養老模式的形成。關注現有的養老服務模式和供給，制定相應的政策，有利于打破傳統的約束機制，利用創新的方式解決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現實問題，實現養老服務的有效供給。因此，本研究對養老服務模式、供給和政策的文獻進行梳理，明晰現有的養老服務供給方式和政策制度的優勢與不足，為本研究的提供理論和文獻支撐。

2.1.1 養老服務模式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老年人的實際養老需求分為生理、安全、情感和精神層次的需求（劉天俐等，2019）[74]。為解決老人不同層次的養老服務需求，現有研究對于中國的養老模式進行了不同層面的探討，根據相關文獻的總結和分類，可以發現國內外關于養老模式的研究，按照養老服務居住方式的差異主要將分為居家養老、社區養老和機構養老。人工智能、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信息技術和智能硬件產品在養老服務領域的深入應用，結合智能化設備等提升養老模式的創新方式同樣得到了研究者的關注。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劇，各界人士對養老模式提出了多種創新，包括醫養結合、智慧養老、時間銀行等。對居家、社區和機構養老模式進行補充，結合現有研究構建了養老服務模式的研究框架。

2.2 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作為利用經濟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的組織應運而生，社會企業憑借在公共服務領域的獨特優勢，已經成為了全球社會公共服務領域的重要力量。因此，社會企業在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社會企業通過創新型的運作模式，能夠有效彌補市場和政府對老人供需不匹配的問題，逐步完善養老服務的體系的建設，滿足多樣化的服務需求。因此，社會企業作為養老服務的供給主體受到了學術界和實業界的關注。本小節對社會企業的概念和分類、績效及商業模式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強調其與傳統商業企業和社會組織的不同之處。

2.2.1 社會企業的界定及其分類

1994年，亞太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出版的《Social Enterprises》詳細界定了社會企業的概念，并提出社會企業是指具有創業戰略的組織，主要目的是為弱勢群體和失業等社會問題提供創新解決方案，實現組織的經濟和社會目標而不是利潤最大化[104]。此外，歐洲社會企業研究網絡（EMES）指出社會企業是具有社會目標的組織，能夠使得社會成員擁有獲利的服務或者產品，并且社會企業的盈余能夠再投入到社會中實現更大的價值（Defourny和Nyssens，2008）[105]，其社會企業定義對社會企業的推廣具有較大的影響，很多的國家關于社會企業的界定都是在這一定義基礎上的延伸。英國將社會企業嚴格地定義為具有特定社會目標，致力于促進社會發展的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能夠與社區的長期合作發展，創造社會效益（Cabinet Office，2006）[106]。

學術界對于社會企業的定義與民間組織以及國家法律層面的定義有所不同。社會企業組織發展機構更注重社會企業的組織形式，從企業是否能夠解決的社會問題方面來界定。大多研究者根據社會企業的特征來界定，例如商業特性和社會企業的混合特征、社會企業的功能。如一些學者將社會企業視為一種混合組織（Arogyaswamy，2017；Lau等（2007）[97,107]，介于商業組織和公益組織之間。部分學者將社會企業看作是在第三部門不同組成部分之間建立橋梁的工具，社會企業要有明確的造福社區的社會目標，通過有限的利潤分配機制來避免企業出現利潤最大化行為（Defourny，2009）[51]。

第三章 養老社會企業價值共創的理論模型探索 ................. 49

3.1 研究設計 ....................................... 49

3.2 扎根理論簡介 ........................... 50

3.3 調研對象 .................................. 51 

第四章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 70

4.1 理論基礎 .......................................... 70

4.1.1 制度理論 ........................................ 70

4.1.2 資源基礎理論 ............................. 72

第五章 實證研究設計 .................................... 87

5.1 問卷設計 ....................................... 87

5.2 變量測量 ........................................ 89

第七章 結果討論

7.1 動態能力、合法性獲取和價值共創的直接效應

（1）動態能力對合法性獲取的直接影響

本研究對養老社會企業價值共創前因條件的路徑分析過程中，實證檢驗了社會企業的動態能力對合法性獲取的直接影響。結果顯示資源整合能力、溝通交流能力以及組織學習能力對社企身份認同和運營模式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即假設H1、H1a-H1f均成立。由此可知，在養老社會企業發展過程中，企業的動態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能夠直接促進養老社會企業的合法性獲取。

對于養老社會企業而言，企業身份認同和運營模式認同是企業獲得顧客信任的關鍵因素。社會企業成功認證是企業獲取身份認同的重要途徑，這也證明了企業能夠運用其動態能力優勢獲取合法性地位。養老社會企業合理利用內外部資源，運用組織的動態能力最大限度的發揮和利用可獲取的資源，提供創新的養老服務模式，更有機會獲取慈善機構和社會經濟主體的信任，從而獲取社會企業身份認同和運用模式認同。這與Ince和Hahn（2020）[192]的研究結論相似，社會企業的獨特之處在于，其目標是通過健全的商業理念解決社會問題，這一目標對企業的企業動態能力具有較高的要求（Dangelico等，2017）[206]。企業不僅需要實現社會目標，還需要實現財務穩定，同時還要面對這些目標之間的緊張關系，以確保公司的生存（Peters，2016）[334]。

對于本研究所提出的養老社會企業動態能力的三個維度與合法性獲取的直接關系。首先，資源整合能力是企業獲取和利用外部資源的能力，養老社會企業大多屬于中小微新創企業，在其成長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打破現有的束縛，充分利用和吸收外界的資源，創新性的實現社會價值并創造經濟財富（Battilana等，2015）[284]。其次，社會企業通過與利益相關者的溝通交流進行服務模式創新，這使得人們能夠以低廉的成本直接獲取目標群體和細分市場不斷變化的需求信息（Davies和Sarpong，2014）[320]。由于利益相關者的期望不同，社會企業必須在這些期望之間動態地轉移焦點，在此過程中，組織的靈活性及其對知識內化的能力發揮了極大的作用（Bloom和Chatterji，2009）[305]。此時，社會企業通過不斷的吸收外部的知識，組織不同利益相關者知識的傳播，聚集不同資源所有者的能力，靈活的選擇商業模式，并利用商業模式使得企業能夠利用緊張局勢獲取關鍵的資源（Hsu和Fang，2009）[201]。此外，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談到“我們在前期創業的過程中，通過多次調研走訪，與社區工作人員和政府對接資源，獲得了較為詳細的客戶需求，經過實踐探索形成了較好的口碑，從而得到了更多新老客戶的信賴”。迫于制度的壓力，社會企業因其多重身份，容易出現使命漂移（Ramus和Vaccaro，2017）[232]，而企業的動態能力使得組織的雙重制度壓力得以緩解，社會企業通過特殊的商業和社會邏輯獲得了利益相關者的信任，從而促進了社企身份和運營模式的認同。

第八章 總結及展望

8.1 研究結論

在解決養老問題的基礎上，為避免當前社會養老服務供給不均衡，低端養老供給服務質量差，高端的養老服務價格昂貴，普通消費群體的養老服務供給較少等現象。本研究以養老社會企業價值共創機制作為研究目的，通過理論探索社會企業作為養老服務提供者在解決養老問題的困境與突破，揭示養老社會企業促進社會和經濟價值共創的運作機制。為此，本研究主要解決了以下三個問題：（1）影響養老社會企業價值共創的因素以及各個因素的內涵和維度是什么。（2）各個影響因素之間的作用關系如何。（3）為促進養老社會企業的價值共創，政府應該提供怎樣的支持性策略。

針對以上問題，本研究首先對現有文獻進行分析和整理，明確現有研究對養老社會企業價值共創機制研究的不足。結合文獻和訪談資料，運用扎根理論的方法提煉了養老社會企業價值共創影響因素，并對各個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模型構建。然后，運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理論、資源基礎理論和雙元理論等作為理論基礎，分析各個影響因素之間的路徑關系，提出相應的研究假設。接著，通過問卷設計收集養老社會企業的樣本數據，并運用PLS-SEM方法對實證模型進行假設檢驗，進一步探討各個變量之間的路徑關系，并結合現有研究對假設結果以及養老社會企業價值共創的運作機制進行深入的討論。最后，通過數學模型的構建和數值仿真分析，探索政府對養老社會企業價值共創的補貼策略，為政策提供合理的建議和理論依據。以上研究的主要結論如下：

（1）針對問題一，本研究通過定性和定量的研究發現，影響養老社會企業價值共創的因素包括動態能力和合法性獲取，其中動態能力包括資源整合能力、溝通交流能力和組織學習能力、合法性獲取包括社企身份認同和運營模式認同。

（2）針對問題二，本研究實證結果表明合法性獲取在動態能力和價值共創之間起著完全中介作用，傳統養老文化對合法性獲取和價值共創的調節作用不顯著。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