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論文,筆者認為綠色金融對綠色發展水平有良好的促進作用,而在現階段,綠色金融的發展水平整體仍偏低,故需要繼續推動綠色金融發展。繼續推動綠色金融發展主要從完善界定標準、加強信息披露和創新激勵措施三方面展開。
第1章緒論
1.1研究背景及意義
1.1.1研究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并實現了歷史性躍升,截至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已穩居世界第二位。與此同時,生態環境、資源消耗等問題日漸突出,給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帶來諸多挑戰。
基于此,黨的十八大后我國堅持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其中,綠色發展理念是經濟行動先導,它要求我們的任何經濟活動必須在“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框架內進行,同時,我國積極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力推進高質量發展,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經濟發展方式呈現向綠色發展加速轉型的趨勢。在經濟發展中,金融發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能作為經濟發展的杠桿和支撐,切實引導投資和消費,為經濟轉型的過程吸引和提供資金,從而能激發其內在潛力,增加其內生動力,因此旨在支持環境改善、應對氣候變化和資源節約高效利用的綠色金融應運而生并獲得快速發展,助力綠色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經濟轉型目標的實現。此外,習近平總書記還提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科技、人才、創新等要素也成為綠色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量。從理論上來說,對于傳統的制造業,綠色金融可通過資金引流的方式,促使他們通過自我技術革新實現綠色的轉型,從而促進整體綠色經濟的發展。對于新興產業,綠色金融也會因資金激勵、政策導向等途徑使其探索技術創新模式,發展可持續產業,促進綠色發展。
那么,綠色金融到底能否促進綠色發展水平的提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技術創新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圍繞這些問題展開理論與實證層面的學術探索,對于促進綠色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2文獻綜述
1.2.1綠色金融測度相關研究
1907年和1929年發生的金融危機,使得人們越來越重視和關注金融和可持續發展,綠色金融便在1970年前后的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出現。世界范圍內第一次進行綠色金融的相關實踐在1974年,當時德國首創性地設立了第一家可持續發展的環保性銀行。從此以后,綠色金融逐漸被專家、學者或機構廣泛接受。
由于綠色金融的出現時間較晚,所涉及的含義和內容也比較廣泛,所以國內外至今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測度方法或標準。不過,隨著各界對其研究的不斷深入,測度方式和角度正逐漸豐富。Penny和Philip(2001)[1]為實現銀行可持續發展,從可能會對銀行綠色服務渠道產生潛在生態影響的方面,建立了相應指標體系,用來對銀行營運中三種銀行渠道的綠色績效水平進行相關評價。Jeuchen(2001)[2]對全球范圍內34家知名銀行的綠色金融服務進行了調查了解,根據其現狀提出了銀行業綠色金融服務存在的四個可能性階段理論:阻力、回避、積極、可持續,并將這些銀行所屬地區劃分為亞太、北美、歐洲三大塊,分別計量分析三個地區的綠色金融發展水平,結果顯示:綠色金融發展水平第一的是歐洲地區銀行,其次是北美地區,最弱的是亞太地區。Li W&Hu M(2014)[3]選取了信貸市場、證券市場和保險市場中與環境相關的部分指標,來測度綠色金融的發展水平,評估其產生的環境效應。
國內學者方面,對綠色金融發展水平的測度在不斷完善。部分學者采用的是單一性指標,如黃建歡(2014)[4]根據銀行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會采取措施促進環境保護這一現實情況,用銀行貸款額中的污染治理額占比這一數據來測度綠色金融的發展水平;劉霞(2019)[5]選取的衡量指標的綠色信貸比率,并通過實證分析從客觀角度測度綠色金融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程度;劉莎(2020)[6]選取的角度是綠色上市企業,她將綠色上市企業投融資的資金量和變動趨勢作為綠色金融水平的測度指標;此外,劉華珂(2021)[7]從高耗能產業產生的利息入手,將剔除六大高耗能工業后其他產業的利息所占比重作為指標衡量綠色金融發展水平。
第2章理論基礎及研究假設
2.1基本概念
2.1.1綠色金融
在綠色金融的發展過程中,許多專家學者、國際性組織以及有關的政府機構都對綠色金融做出了概括的定義,但是并沒有達成廣泛共識。國外學者方面,Salazar(1998)[55]主張綠色金融的側重點是環境保護,通過在金融發展和環境變化間搭建一座橋梁的方式,為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Cowan(1999)[56]則提出綠色金融是是一門交叉學科,是在對金融學和綠色經濟的研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旨在提供解決可持續發展中資金問題的方法。Labatt和White(2002)[57]認為綠色金融是金融機構為了積極應對并降低環境可能面臨的風險,研究金融市場并運用金融工具而產生的一系列金融活動。Soppe(2009)[58]認為綠色金融是一種旨在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而衍生出的經濟工具。
國內學者方面,高建良(1998)[59]認為綠色金融是金融相關部門在以保護環境為基本國策的前提下,通過特定的金融業務運作,對綠色產業和綠色經濟的發展提供支撐,來促進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相對協調,從而實現金融可持續發展的一種運作戰略。方灝和馬中(2010)[60]認為綠色金融是一種新類型的金融模式,它可以通過運用金融工具和手段來提升自己的環境管理能力,并將環境風險進行轉移,不斷促進經濟實現綠色發展。王瑤(2013)[61]認為綠色金融在實質上屬于“環境保護”的范疇,其旨在采取一系列金融方法或手段來解決環境污染防控治理和維持生態平衡方面的問題,以達到生態多樣化和環境保護的最終目的。俞嵐(2016)[62]認為綠色金融是一種運用金融創新衍生品實現生態環境保護、綠色經濟增長的金融活動。
2.2理論基礎
2.2.1外部性理論
外部性又稱為外部成本或外部效應,不同的經濟學家對它的界定也不盡相同,如薩繆爾森(Paul A.Samuelson,1915-2009)把它界定為“那些生產或消費對其他群體施加不可補償的成本或提供不需要補償的福利的行為”,蘭德爾把它界定為“決策者不考慮某項行動的某些利益或成本時所產生的效率低下現象”。但其本質相同,即外部性是一個經濟行為主體對另一個經濟行為主體產生的不能用市場價格來交易的影響。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正外部性,即對另一經濟行為主體產生積極影響;另一方面是負外部性,即對另一經濟行為主體產生消極影響。環境是一種公共物品,不具有排他性,存在外部性,綠色金融能通過資金調控影響企業的經濟行為,從而增加對社會和環境的正外部性影響,同時減少其負外部性影響。
(1)庇古稅
為了通過合理利用有限的資源來保護環境,英國福利經濟學家庇古(ArthurCecil Pigou,1877-1959)在其著作《福利經濟學》中對庇古稅進行了解釋闡述,即采用對污染企業征稅的方式,將其帶來的負外部性內化。通過實驗,庇古發現在一個競爭完全的市場中存在一個最優稅率,使私人的成本與社會的成本相等,私人的利益與社會的利益相等,實現帕累托最優。因此,為了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福利,當前嘗試實施庇古稅的國家日益增多,因為庇古稅能增加企業生產和經營成本,使得企業在生產和經營中規范行為,減少污染排放,同時提高了企業對資源的利用率、對節能減排技術的創新能力,能夠更快實現環境保護目標。只不過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所謂完全競爭的市場,所以最優稅率只是一個理論上的指導。
第3章綠色金融、技術創新與綠色發展現狀分析.................24
3.1中國綠色金融發展現狀...................................24
3.1.1中國綠色金融發展階段...............................24
3.1.2中國綠色金融主要產品..................................25
第4章綠色金融和綠色發展水平測度...........................32
4.1測度方法.......................32
4.2綠色金融水平測度............................33
第5章技術創新視角下綠色金融影響綠色發展水平的實證研究.......................44
5.1變量說明與描述性統計.....................................44
5.1.1變量說明..............................44
5.1.2描述性統計.......................................46
第5章技術創新視角下綠色金融影響綠色發展水平的實證研究
5.1變量說明與描述性統計
5.1.1變量說明
5.1.1.1被解釋變量
綠色發展水平(lsfzsp)。由前文分析可知綠色發展水平可以通過構建與之相關的指標評價體系測算得到,因此,本文根據自行構建的綠色發展水平指標體系使用熵值法測算出綜合指數,以此代表各地區各年份的綠色發展水平。
5.1.1.2解釋變量
核心解釋變量:綠色金融(lsjr)。同樣,由前文分析可知綠色金融水平可以通過構建與之相關的指標評價體系測算得到,因此,本文根據自行構建的綠色金融水平指標體系使用熵值法測算出綜合指數,以此代表各地區各年份的綠色金融發展水平。
中介變量:技術創新(rd)。現有研究對技術創新的度量主要以專利申請或獲得數、R&D經費支出或人員全時當量等來表示,如曾剛、胡森林(2021)[81]和林木西、肖宇博(2022)[82],本文選取R&D強度即R&D經費支出占GDP的比值作為技術創新的指標。

第6章結論與建議
6.1研究結論
本文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考察了技術創新視角下綠色金融對綠色發展水平的影響。在理論部分,本文分別對綠色金融、技術創新與綠色發展水平之間的作用機制展開了相關分析,探究了綠色金融對綠色發展水平影響的直接作用機制,分析了綠色金融通過技術創新對綠色發展水平影響的間接作用機制。在實證部分,首先采用熵值法分別對我國2005-2020年30個省市的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和綠色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再分別通過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中介效應模型和門檻效應模型具體考察了綠色金融對綠色發展水平的影響,主要得出以下結論:
(1)全國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存在差異。從全國整體角度看,2005-2020年綠色金融水平從0.1630增長至0.2439,總體呈現增長趨勢,但仍處于較低水平。從分地區角度看,我國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呈東-中-西遞減發展格局。東部地區發展最快,以60.58%的增長速度從0.1682增長至0.2701;中部地區次之,以51.93%的增長速度從0.1504增長至0.2285;西部地區發展最慢,以33.04%的增長速度從0.1686增長至0.2243。說明東部地區近年來對綠色金融的投入強勁,并拉動了全國綠色金融的發展。此外,從具體各省市看,各年份綠色金融的最高水平均遠高于最低水平,說明各地的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存在較大的差異。
(2)全國綠色發展水平存在差異。從全國整體角度看,2005-2020年綠色發展水平從0.2042增長至0.5443,總體呈現逐年高速增長趨勢。從分地區角度看,我國綠色發展水平均值呈東-中-西遞減發展格局,東部地區均值最高,為0.4377;中部地區次之,為0.3441;西部地區最低,為0.3431。發展速度方面,中部最快,以194%的增長速度從0.1708增長至0.5031;西部次之,以178%的增長速度從0.1770增長至0.4926;東部最慢,以146%的增長速度從0.2495增長至0.6139。說明中西部地區近年來逐漸意識到,過去的經濟發展模式對環境產生了破壞,綠色發展理念正顯著加強,綠色發展舉措正強力推進。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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