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論文，本文探討其對家庭資產配置的影響，進一步探討了其可能存在的機制和解釋，并且采用替換被解釋變量的方法對結果的穩健性進行了驗證，后續分別對子女數量和子女性別做內生性檢驗，并按照收入、城鄉、地區、性別比的高低做分組回歸。

第一章引言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意義

一、研究背景

隨著改革開放逐漸深入，我國的經濟實力實現了歷史性的躍升，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全方位的改善，由國家統計數據可知，2021年我國經濟規模超過110億美元，人均GDP達到8萬元。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平均達到了3.51萬元，其中城鎮地區和農村地區分別為4.47萬元與1.89萬元。人們積累的財富越來越多，但我國居民家庭資產配置具有很大的不均衡性。2019年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顯示：中國家庭的資產以實物資產為主，實物資產占比將近80%，而金融資產占比僅僅有20.4%，遠遠低于世界發達國家。我國居民的資產配置存在著過于向實物資產集中的現象。在金融資產內部，銀行存款、銀行理財等低風險資產占金融資產的大部分，而股票、基金、債券等高風險資產占比相對較低，僅僅達到了11.1%，我國家庭資產配置存在居民的風險投資過于保守，無風險金融資產的持有比例較高，高風險金融資產存在有限參與的問題。

第二節研究內容與方法

一、研究內容

本文結合我國當下的人口背景和家庭資產配置的現狀，研究子女特征對家庭資產選擇的影響。

首先對關于家庭金融的文獻進行梳理，研究影響家庭資產配置的因素與目前的研究現狀，進一步從家庭中的子女特征出發，研究子女的數量與性別對家庭風險金融資產影響的相關文獻，并對文獻做簡要評述。在文獻綜述的基礎上，根據目前已有的理論提出研究假說，一方面，隨著家庭中子女數量的增加家庭消費也隨之增加，母親也會減少勞動供給時間，收入下降，從而使家庭的儲蓄率下降，家庭在配置金融資產時會更加的謹慎；另一方面，當家庭子女性別為男時，父母一般會為兒子購買婚房，將資產大部分都配置到實物資產上，對金融資產也存在著一定的擠出效應。

其次，本文通過對2019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對上述理論假說進行檢驗，驗證上述假說存在，并進一步探討其傳導機制，子女特征會通過影響家庭儲蓄率與家庭住房的套數進一步影響家庭金融資產的配置，然后進行內生性分析，子女特征與家庭的經濟行為密切相關，可能存在遺漏變量和反向因果的關系，因此分別以社區內子女的平均數量和家庭第一胎子女性別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內生性分析，進而替換被解釋變量做穩健性檢驗，驗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最后，按照城鄉、收入、地區和性別比的高低分別進行分組回歸，探究不同的分組之間存在的異質性，并盡可能尋找這種異質性產生的原因，根據前文得出的理論假說與最后的實證結果，系統歸納出本文最終所研究出的結論，并根據我國現在的社會背景，從人口學的角度解釋金融資產的“有限參與之謎”，并根據最終的結論給出政策建議，補充家庭資產配置理論。

第二章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說

第一節子女特征與家庭金融資產選擇的文獻綜述

傳統金融主要研究公司金融、資本市場等領域，而在2006年，Campbell第一次提出了家庭金融的概念，即家庭中如何配置家庭資產，在金融資產和非金融資產之間進行抉擇，如何配置金融資產，如何在各種不同的金融資產之間進行選擇，確定高風險資產和低風險資產的配置比例，以實現收益的最大化。國內關于家庭金融的研究相對遲緩，對家庭金融的研究尚不夠深入，尚未形成系統化的結果，但依舊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現在研究已經發現我國居民家庭資產的配置會受到許多方面的影響，主要包括家庭層面、戶主層面、社會經濟層面以及家庭內部結構等等。因此，本文的文獻綜述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梳理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的相關文獻，第二部分是梳理子女數量對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的相關文獻，第三部分則對子女性別與家庭金融資產的相關文獻做進一步研究。

一、家庭金融資產選擇文獻綜述

目前，經濟學家基于資產配置已經建立了很多家庭金融理論模型來刻畫家庭投資者的金融行為，然而隨著家庭金融微觀層次調查的不斷深入，基于家庭微觀調查數據的家庭金融研究發現了一些新特征，解釋了與家庭金融理論不一致的謎團，反過來又促進了家庭金融領域的發展，因此，國內外學者開始挖掘影響家庭資產組合參與以及配置情況的各項因素，從理論到實證都有分析，由于樣本及所用方法不同，得到的結論也不盡相同。

目前，關于家庭金融的研究國內外學者研究已經比較成熟，最早可以追溯到2006年，發展至今基本上已經形成了家庭特征和人口特征為兩條主線的理論體系，但具體而言，由于不同的學者使用的數據庫不同，理論方法與模型也千差萬別，得出來的結論也有所不同。但大體上能對影響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的因素形成基本共識。

第二節相關理論基礎

一、資產組合理論

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Markowitz（1952）提出了投資組合理論，用資產組合的均值和方差衡量資產組合的優劣程度，在承擔既定的風險條件下所能獲得的收益最大，或者在確定的收益條件下承受的風險最小，也被稱為最小方差資產組合，因此資產配置就是在風險與收益之間進行權衡，這一投資組合對家庭的風險金融資產的配置具有重要意義，理論上講，各種資產之間并非完全相關，因此家庭在配置家庭資產時可以多樣化，“把雞蛋放在不同的籃子里”以達到資產配置的最優。

二、生命周期理論

生命周期理論認為理性的經濟人會根據一生中所能獲得的收入理性的安排自己的儲蓄、負債、消費與投資以達到效益的最大化，根據Wells和Guba（r1966）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論，將家庭分為單身期、形成期、成長期、成熟期和衰老期。單身期指的是青年男女從大學畢業到與伴侶結婚，這一階段的青年人幾乎沒有經濟負擔、只有單身生活的年輕人、風險承受能力較高，形成期指的是從結婚到新生兒誕生的階段，青年男女組成家庭但并未養育子女，一般也被稱為“筑巢期”，成長期指的是家庭成員比較穩定的階段，家庭規模隨著子女數量的增加而擴大，在這個階段，家庭中青年夫婦要養育下一代和照顧上一代，也被稱為“滿巢期”；家庭的成熟期一般從子女獨立到家庭退休，家庭成員的數量隨著兒女的獨立而減少，被稱為“離巢期”；家庭的衰老期指的是家庭的成員只有夫妻二人，被稱為“空巢期”。當家庭處于的階段不同，其風險態度也存在著千差萬別，也會影響其對風險金融資產的配置廣度與配置深度。

三、有限參與理論

隨著中國改革的不斷深入和金融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普通居民參與風險金融市場的積極性也越來越高。在既定的資產情況下，如何合理配置家庭資產，使持有的家庭資產能夠獲得最高的回報率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在一系列嚴格假說和條件下，最優的資產投資行為是將一部分資產適當投資到高風險金融資產上，具體投資的數量和比重要受到投資者個人的風險態度的影響（Markowitz,1952;Tobin,1958)。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大多數家庭對風險金融資產的配置比例都要遠遠低于最優值，甚至會出現完全不配置風險金融資產的現象，只把資產配置到無風險金融資產上的情況，這也就是在家庭金融界一直存在的“有限參與之謎”現象。第三章數據選取與基準回歸................................15

第一節數據來源于變量定義...............................15

第二節模型設定與基準回歸...............................20

第四章機制分析與穩健性檢驗..................................26

第一節中介變量的機制檢驗.................................26

第二節穩健性檢驗與內生性分析...........................31

第五章異質性檢驗.........................................35

第一節收入異質性...................................35

第二節城鄉異質性...........................36

第五章異質性檢驗

第一節收入異質性

在不同的收入水平的家庭中，子女特征對家庭資產配置也可能會存在著差異，為了檢驗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之間是否存在異質性，我們將樣本家庭按照收入水平從高到低排序并進行分組，收入的前10%視為高收入家庭，收入的10%-90%視為中等收入家庭，收入的90%-100%視為低收入家庭，然后對不同的分組進行Probit回歸與Tobit回歸，回歸結果如下。

表5-1是研究子女的數量和性別如何影響家庭的風險金融資產配置，由回歸結果可知，從子女性別來看，在高、中、低三個分組樣本數據中，子女性別對低等收入家庭的影響最大，擁有男孩的家庭相對于那些僅僅擁有女孩的家庭將資產配置到風險金融市場上的深度下降幅度要高于中等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這可能是當家庭收入有限時，在某些重男輕女的落后觀念嚴重的地區，家中資源會更傾向于優先滿足男孩的需要，從而對金融資產的配置產生了擠出，且由于低收入家庭風險金融資產的絕對值較小，導致變動的幅度要更大。而在高收入家庭，子女性別的差異對家庭資產的影響不顯著，可見在高收入家庭并不存在性別差異導致的“資產選擇”問題。

第六章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第一節主要結論

在三孩政策全面放開和金融市場不斷發展的研究背景下，家庭依舊存在“有限參與”之謎，本文通過進一步梳生命周期理論和家庭資產配置理論，以子女特征——家中子女的性別特征和家中子女的數量作為核心解釋變量，探討其對家庭資產配置的影響，進一步探討了其可能存在的機制和解釋，并且采用替換被解釋變量的方法對結果的穩健性進行了驗證，后續分別對子女數量和子女性別做內生性檢驗，并按照收入、城鄉、地區、性別比的高低做分組回歸，具體而言，本文的研究結果如下所示。

首先，家庭的金融資產配置行為會受到子女數量的影響，子女數量較多的家庭相較于那些子女數量較少的家庭會減少風險金融資產的配置廣度和深度。具體而言，當家庭中子女數量增加時，會導致家庭成員減少勞動供給時間以照顧子女，母親甚至可能會面臨勞動的中斷，家庭成員的勞動時間減少導致收入下降，但由于子女數量增加，家庭必要消費支出卻在增加，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證家庭的資產安全，家庭會將資產更多的配置到銀行存款等低風險金融資產上。

其次，家庭的金融資產配置行為會受到子女性別的影響，由于不同性別的子女在婚姻市場上面臨的壓力有所不同，且在家庭中承擔的責任也有很大差別，所以養育不同性別子女的父母所面臨的壓力也會不同，這種壓力會進一步影響到家庭的金融資產配置。自古以來“從夫居”的傳統觀念，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男女在締結婚姻時都由男性提供住房，男孩家庭為了使兒子能順利結婚生子完成“傳宗接代”的任務通常會集一家之力為其購買婚房，增加對實物資產的投資比重，降低風險金融資產的投資概率和投資比重，且在子女的適婚年齡階段這種機制更為明顯。

最后，地區適婚人口性別的失衡會加速這種“資產選擇效應”，隨著地區適婚人口性別比的升高，男孩家庭面臨的婚姻市場的壓力就越大，越要通過購買更大更昂貴的住房來提高自己在婚姻市場上的競爭力，另外一方面，在性別比越高的地方，男孩家庭要支付的彩禮數量也越多，在資產配置中會降低自己的風險偏好，進一步擠壓家庭的風險資產持有概率和持有比例。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