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業管理論文，本文基于對解釋變量衡量指標的更換、滯后一期解釋變量以及固定個體效應進行了穩健性檢驗，并通過工具變量法進行了內生性檢驗，證明了通過不同的方法，本文實證結論依然保持不變。 

第一章 緒論

1.1研究背景

在國家戰略層面，數字化與信息化建設一直被作為重點戰略來執行。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建設數字中國，大力發展數字經濟，使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有機融合，使各行業形成數字產業集群并具備國際競爭力。隨著科技的進步，數字戰略的興起成為了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以5G、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快速發展，不斷催生符合市場需求的新形態、新模式，加快推進各行各業的數字化轉型進程。所以，促進企業加快數字化與信息化建設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

在企業層面，為了滿足市場日益增長的需求和變化，保證自身的生存環境以及可持續發展，都會將數字化變革設定為企業發展的戰略核心，投入大量資金更新自身的核心系統和設備，積極進行數字化、信息化改造。外部環境的數字化為傳統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鋪平了道路。《中國數字經濟白皮書(2020)》認為，數字技術是數字經濟的核心驅動力。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不僅提高了企業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水平，還加快了經濟發展和治理模式的重建。但是，并不是所有企業都可以通過轉型實現其既定目標和成效，在現實中，數字化轉型對不同的企業所帶來的影響是不同的。在當下，如何推進企業的變革，通過數字信息技術提高企業業績，成為了社會各界討論的熱點問題。

目前，關于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的內在聯系，學者們眾說紛紜，但是大部分學者認為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是很有必要的，其能極大地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但是也有部分學者持不同意見，他們認為，企業數字化技轉型在企業生產經營中的作用是無關緊要的，甚至可能帶來負面效果。此外，由于行業差異，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路徑和速度也有所不同。對于大部分企業而言，在實施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面臨的主要挑戰有以下幾個大方面：成本費用的提高、數字化人才的培養、數字化組織架構的變革以及商業模式的創新。所以數字轉型對于企業而言是一種具有較大成本和風險的改革措施，其能否切實為企業帶來績效提升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

1.2研究意義

1.2.1理論意義

第一，本文擬通過數字化轉型為研究切入點,主要探究在當今社會數字經濟時代的背景下，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對績效有何影響，同時豐富關于數字化轉型的研究內容。通過查閱關于數字化轉型和企業績效的相關文獻，可以發現對其影響路徑機制的研究處于少數，同時大多數學者的研究都局限于案例研究，選擇實證研究來探討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影響的文獻處于少數。與現有文獻相比較，本文建立了固定效應模型，以此研究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兩者之間的關系。通過本文的實證檢驗研究,進一步引起廣大學者對數字化轉型的深入研究,使數字化理論體系變得更加完善，為今后的研究提供更好的參考，同時使學者重視信息化時代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的機遇與風險。

第二，以ESG為視角，將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融入公司商業模式，強化企業對外部環境和社會的責任感。基于我國現有企業的基本狀況，在已有的相關研究基礎上，提出新的模型以及假設進行研究。作為一種更新型的企業治理方法，ESG更具全面性和大局觀念，被國內外學者廣泛關注。從ESG的角度研究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作用機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管理人員找出適合自身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以求在企業自身價值和社會責任等方面都取得發展。

第二章 相關概念與理論基礎

2.1概念界定

2.1.1數字化轉型

Nicholas Negroponte撰寫的《數字化生存》一書中，最早出現了“數字化”一詞。而目前學術界關于數字化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的含義還未形成共識。Angeliki k（2017) 認為企業數字化就是通過引進以人工智能、互聯網和大數據等為主要內容的數字技術，在企業生產、銷售和管理等多個方面對信息技術進行運用，提升企業自動化水平和智能化水平，給企業帶來更多競爭優勢，從而提高企業價值[44]。Rais等(2018)認為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就是通過引入新技術實現重大業務轉型以及商業模式創新[45]。Fitzgerald等(2014)認為其是通過使用數字技術進行諸如提升用戶體驗、簡化運營模式、創建新商業模式等重大業務改造的過程[46]。曾德麟等（2021）提出數字化轉型借助移動設備和云計算，搭建數字平臺，變革傳統的技術路徑和組織模式，推動企業轉型[47]。從組織變革角度，Olsen T (2020) 認為企業數字化轉型就是集成數字化技術和業務管理流程，將企業各生產要素、關鍵環節進行數字化,從而促進業務流程的優化、生產方式的重組變革的過程[48]。Hess（2016）認為數字化轉型可能會給公司業務模式帶來變化，這些變化可能會導致產品或組織結構的變化[49]。Vial（2019）將數字化轉型視為組織變革的過程，企業在這一過程中，通過充分利用數據資源提升企業內部運營效率[50]。總而言之，數字化轉型就是以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等數字化技術為基礎，促進企業經營管理的創新和變革過程。

當前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分析方面，定量研究很少，如何精準衡量數字化轉型，成為實證研究中的一個關鍵點。本文認為，公司年報中使用的詞匯可以反映公司的戰略特點和未來前景，并反映公司的經營理念和發展以及未來的重大戰略決策，如數字化轉型。企業一般會通過在年報中來說明公司已經取得的數字化成果，或者對今后的數字化轉型戰略進行部署，將企業良性發展的信息傳達給投資者。因此, 本文參照吳非等人（2021）的方法，將年度報告中出現的詞匯表的頻率作為衡量企業數字轉型程度的代理變量 [51]。

2.2 理論基礎

2.2.1 資源基礎觀理論

資源基礎觀理論最早出現于1984年沃納菲爾特（Wernerfelt）的 “企業的資源基礎論”。資源基礎觀理論把企業看作是各種資源的集合體，包括有形資源和無形資源，所以企業如何進行資源分配，進而保持競爭優勢成為了企業是否擁有核心競爭力的關鍵。該理論重視利用人力、物力、資金和聲譽等有價值的資源，建立或保持競爭優勢，從而使公司實現盈利。資源基礎觀理論認為企業的異質性主要受資源特性和資源獲取途徑的影響。從資源特性角度出發，企業要想保持資源的異質性和競爭性，必須具備“有價值”、“難以模仿”、“不可取代”、“稀缺”四大特性 [65]。根據以往的研究表明，資源基礎、能力基礎和制度基礎對企業保持競爭優勢提供了巨大的貢獻，而資源基礎又是能力基礎和制度基礎的前提[66]。

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使企業所處的外部環境更加動蕩，給企業的發展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此時，企業需要有效實現資源配置，轉換商業模式才能快速融入數字經濟。相較于傳統的生產要素，數字資源是一種新資源。國內外學者通過大量研究發現，數字技術的有效實施為突破現有物理資源壁壘、解決物理資源約束提供了新的路徑。進一步地，企業可用資源增多，企業將有足夠的資源進行開發、調整和整合來實現數字化轉型戰略，這將對企業績效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2.2.2利益相關者理論

利益相關者理論最早出現于1984年羅伯特·愛德華·弗里曼(R. Edward Freeman)出版的《戰略性管理:一個利益相關者方法》一書中。該理論認為利益相關者不僅僅包括公司的股東和投資者，還包括公司員工、上下游供應商、消費者以及政府社區等對公司運營活動和公司決策施加影響的所有相關人員。

第三章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 19

3.1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 ................................... 19

3. 2 ESG的中介作用 .................................. 20

第四章 實證研究設計 ........................................ 24

4.1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 24

4. 2變量選取及說明 ..................................... 24

第五章 實證結果分析 ...................................... 29

5.1描述性統計 .................................................. 29

5.2相關性分析 .................................................... 30

第五章 實證結果分析

5.1描述性統計

本文描述性統計分析的內容包括企業的數字化程度（Digital）、企業績效（TobinQ）、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SG）、高管平均年齡（Mage）、高管學術水平（Edu）、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人員（Per）、企業規模( Size) 、資產負債率（Lev）、總資產凈利潤率（ROA）、公司是否虧損（Loss，若虧損記為0，否則為1） 、事會規模( Board)、獨立董事比例（Indep）、股權性質（SOE）等變量的均值、中位數、最大值、最小值以及標準差。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 5-1 所示：

本文研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5-1所示。TobinQ均值為 2.007，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 0.876與 7.809，說明不同企業的業績存在較大差異。數字化轉型的均值是0.59，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0和2.14，表明我國企業還有很大一部分沒有進行數字化轉型，而且企業之間的數字化轉型程度不一。企業ESG表現均值為6.51，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4和9，說明我國企業整體ESG表現評級處于中等水平。

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啟示

6.1研究結論

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順應潮流，借助新技術進行數字化轉型。本文運用2012-2021 年中國上市公司面板數據，選用固態效應模型，進行實證分析。首先，實證分析了企業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其次，采用中介模型研究數字化轉型、企業ESG表現和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然后，本文加入高管團隊年齡、學歷、海外背景等三個高管團隊特征作為調節變量，分析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績效的傳導路徑。最后進一步研究了不同產權性質和不同行業下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得出相關結論如下:

第一，從整體來看，我國上市公司的數字化轉型會推動其績效的提高。進一步研究發現，這種驅動作用在國有企業和數字化企業中更加明顯。數字化轉型通過采用人工智能、機器人自動化、物聯網、云計算等眾多數字平臺收集、存儲和分析數據，為企業提供戰略決策支持，已成為大多數企業提高運營效率、降低成本和提高創新成功率的戰略選擇。面對新數字經濟中技術和市場環境的深刻變化，越來越多的企業利用數字化工具和平臺推動組織變革，加快產品和服務創新，為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內生增長動力。

第二，從傳導路徑來看，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提升企業ESG表現進而提高企業績效。中介效應的回歸結果顯示，數字化轉型對企業ESG表現的影響、企業ESG表現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均顯著為正，表明企業ESG表現在數字化轉型和企業績效之間起到中介作用。ESG是企業追求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框架，將信息技術融入企業管理和投資決策，已成為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通行證。就企業而言，公司應重新審視內部治理，考慮如何在高級管理層任命、組織結構設計和員工培訓方面充分發揮ESG對經濟后果的積極影響，以積極構建有效的風險防范和“保護”機制。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