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人力資源管理論文，本文探討了CEO貧困烙印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效應以及影響該烙印強化、消褪和激活的重要情境因素，揭示了個體貧困烙印對企業創新影響的動態作用機制。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本文將從政府、企業、CEO個體三個層面提出具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與管理啟示。

第1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1.1.1研究背景

貧困是困擾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長期難題，也是制約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1]。在過去相當長的歷史時段中，我國一直有較多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按照1985年我國政府確定的貧困標準測算，1978年我國農村貧困發生率為30.7%，農村貧困人口規模高達2.43億人[2]。改革開放后，隨著政府對脫貧減貧工作的高度重視及經濟形勢的日趨完好，我國貧困人口數量及貧困發生率不斷降低，但始終未擺脫貧困問題的掣肘[3]。2021年2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莊嚴宣告，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4]。這標志著我國脫貧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扶貧工作的重點開始從擺脫以生存為主要目標的絕對貧困向解決相對貧困以實現共同富裕，提高人民成就感、幸福感的歷史新階段轉變[5]。然而，絕對貧困的消滅并不意味著貧困問題的徹底清除，中國目前與高質量、高水平脫貧尚存差距[1]。并且，貧困問題的韌性與遷移性決定了其有效治理的復雜性與艱巨性，由貧窮伴隨和衍生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仍然有待解決[2]。

其中，值得關注的是，貧困問題不僅表現在物質生活方面，還表現在精神與心理層面。貧困問題一旦形成，就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具有貧困經歷的個體，使其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心理認知等在無形之中打上貧困特有的印記并累積下來[6]。這一類群體的存在帶來了新的現實問題：物質貧困能否對個體決策風格產生影響？貧困經歷將如何影響個體未來行為表現？CEO作為管理決策的主要制定者與執行者，在企業決策過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其過往經歷勢必會對企業決策行為產生重要影響[7]。改革開放背景下，諸多具有早期貧困經歷的個體通過勤勉努力成為了企業CEO，現有文獻也已關注到CEO早期貧困經歷對其所在企業戰略決策的影響效應。許年行和李哲研究發現，CEO童年貧困經歷對企業慈善捐贈水平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8]；馬永強和邱煜指出，童年貧困經歷使得CEO長期受限于貧困思維，呈現出較低的風險容忍度，進而抑制了企業的風險承擔[9]；陳沉等驗證了當CEO具有童年貧困經歷時，其所在企業實施真實盈余管理的程度更低[10]。

1.2  研究思路與結構安排

1.2.1研究思路

本文按照“問題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分析與驗證”的整體邏輯展開研究。首先，本文關注到貧困問題所衍生出的貧困烙印能夠對個體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并通過梳理相關研究，厘清并總結CEO貧困經歷與企業經營決策間的理論聯系與實證依據，結合烙印理論最新研究成果確定“CEO貧困烙印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及其強化、消褪、激活”這一主要研究問題。

其次，基于本文的主要研究問題與研究框架，從烙印理論、高層管理者貧困經歷、企業創新以及情境因素四方面進行相關理論與研究成果的梳理。烙印理論方面，系統梳理了烙印理論的概念內涵與特點、烙印理論的相關研究成果，為本文關于CEO貧困經歷的研究提供理論基礎；高層管理者貧困經歷方面，首先總結了高層管理者過往經歷的內涵以及其在組織研究領域的重要性，其次梳理了高層管理者貧困經歷對企業經營決策影響效應的相關研究；企業創新方面，系統回顧了企業創新的概念內涵及其影響因素；情境因素方面，結合文章核心研究問題，對三年自然災害經歷、CEO海外經歷、企業業績困境的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在核心理論與相關研究成果回顧及述評的基礎上，深入剖析現有研究中的局限，進一步明確本文研究的理論突破口。

再者，運用理論歸納與演繹的方法，以烙印理論為理論基礎，對以下四項內容展開理論分析與論證：①CEO貧困經歷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效應。②童年三年自然災害經歷對貧困烙印生成機制的強化效應。③后期海外烙印對貧困烙印的覆蓋效應。④企業業績困境對貧困烙印的激活效應。

第2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綜述

2.1  烙印理論

2.1.1烙印理論的概念內涵及特點

烙印理論源于生物學研究，Stinchcombe于1965年首次將烙印的概念引入組織研究領域，探究組織成立初期的外部環境條件對后續組織結構塑造的持續性影響，進而吸引了學界的廣泛關注與多層次研究[19][20][21][22]。其中，Marquis和Tilcsik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對烙印理論進行了系統整合，指出烙印（Imprint）即為個體或組織在一段關鍵敏感期內，能夠發展出與敏感時期環境特征相適應的內在特點，即使后續環境發生顯著變化，這些特征也不會輕易消失，仍會對個體或組織的行為決策產生持續影響[21]。

根據現有烙印理論研究，烙印過程的重要特征主要包括三個方面：（1）敏感時期（Sensitive Period），即存在一個特殊敏感時期，在該時期內個體或組織更容易被當前面臨的環境所塑造。已有研究主要將烙印理論中個體的敏感時期分為兩種，一是個體成長發展的重要生理階段；二是個體生活或工作過程中外部環境發生顯著變化的時期或個體自身重要的角色轉換期。（2）環境印記（Stamp of the Environment），即外部環境的重要特征會在敏感時期內對個體或組織施加強烈影響，致使其形成與當前敏感時期環境要素相適應的內在特質，并進一步發展為個體或組織的烙印。（3）持續影響（Persistence of Imprints），即隨后的生活或工作環境即使發生變化，敏感時期所形成的烙印依然會發揮作用，并持續指導個體或組織的行為決策。

2.2  高層管理者貧困經歷研究綜述

2.2.1高層管理者過往經歷的內涵與重要性

高層管理者過往經歷是指高層管理者在過去的親身體驗，代表了高層管理者在一定時期內與環境進行互動并受到環境影響的過程[35]。高層管理者的過往經歷主要包括早期成長經歷、工作經歷和其他特殊重要經歷。不同的過往經歷代表了其與不同環境之間的互動過程，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高層管理者過往生活的具體寫照。與高層管理者寬泛的人口統計學特征比較，其過往經歷更具獨特性和可區分性[35][36]，對其后續行為表現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度。心理和生理學的相關研究也表明，個體的心理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過往經歷的重要影響[37]，而企業決策在一定程度上是高層管理者內在心理特征的外顯表現。因此，通過對高層管理者過往經歷進行分析，可以追本溯源地探查過往經歷對其特定心理特征和行為模式的具體影響及影響機制，能夠為高層管理者及企業決策行為的相關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視角。

2.2.2高層管理者貧困經歷與企業決策行為

早期的家庭和生活環境是影響個體性格塑造的關鍵要素[38]。心理學相關研究表明，個體早年經歷與其成年后的行為表現緊密相關，能夠對其成年后的決策方式和行事風格產生深遠影響[39]。貧困經歷作為個體重要的早期生活經歷，資源匱乏、物質緊缺、社會地位低下的貧困環境以及家庭成員和周邊貧困群體的強烈熏染會對個體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即便個體擺脫貧困環境成為上市企業高層管理者，早期貧困經歷帶來的長期效應也將持續影響個體的風險態度和價值取向，最終體現在其行為決策與戰略選擇過程中。

第3章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 22

3.1 CEO貧困經歷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效應 ......................... 22

3.2 童年三年自然災害經歷對貧困烙印的強化效應 ........................ 23

第4章 研究設計 .................................. 28

4.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 28

4.2 變量測量 .......................................... 28

第5章 實證結果分析 .......................... 33

5.1 描述性統計 ..................................... 33

5.2 CEO貧困經歷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檢驗 ........................................ 34

第5章  實證結果分析

5.1  描述性統計

表5-1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列示了文章核心變量的均值、標準差、最小值、最大值和中位數。結果顯示，企業創新方面，表征企業創新的專利申請量最大值為6.834，最小值為0，標準差為1.767，表明不同企業間的創新水平仍存在明顯差異。專利申請量中位數為1.099，表明企業專利申請總量普遍偏低。所以，整體上分析，企業對創新活動的重視程度相對較低，企業的總體創新積極性相對有限。CEO貧困經歷的均值為0.078。統計結果表明，童年時期具有貧困經歷的CEO數量較少，中位數統計值也再次驗證了這一現象。童年三年自然災害經歷與海外經歷的均值分別為0.267與0.140，其數量均高于具有貧困經歷的CEO。企業業績困境方面，經營期望逆差的均值為-0.0120，最小值為-0.314，中位數為-0.002，標準差為0.047，這表明樣本企業的經營狀態總體趨于穩定。總體而言，文章核心變量的統計值取值均在合理范圍內。

第6章  結論與啟示

6.1  研究結論

CEO是企業決策的重要主體，其在過往經歷中形成的獨特的認知模式和行為偏好能夠影響其對信息的有效篩選與利用，必然會對企業長期發展產生根源性影響。本文基于烙印理論，以2012-2020年滬深兩市全部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考察了CEO貧困烙印對企業創新帶來的重要影響。進一步地，CEO早期貧困烙印的形成強度和持續性會受到內外部情境或個體后續經歷的影響，本文依據貧困烙印“生成—變形—顯現”的系統過程，分別從童年三年自然災害經歷、海外經歷以及企業業績困境三個情境維度識別與驗證了貧困烙印的強化及作用演變機制。本文的相關結論，不僅有利于從企業創新的視角，為CEO童年貧困經歷的相關研究提供新的理論洞見，同時能夠從烙印形成和作用演變的角度進一步豐富和深化學術界對于烙印理論的理解與應用。

本文的研究結論具體為：

第一，CEO童年貧困經歷對企業創新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即在CEO貧困烙印的作用下，企業開展創新活動的意愿顯著降低。童年時期是個體思維模式和價值觀念形成的重要階段，可被視作CEO人生當中的一段特殊敏感時期，CEO將在這一敏感時期的貧困環境中發展出特定的貧困烙印，從而對企業經營決策產生持續性影響。具體地，童年時期的貧困經歷塑造了CEO風險規避、關注當下、“小富即安”的性格特征，并導致其具有較低的創造性思維，由此當其結束此段貧困經歷并在企業擔任CEO時，在這一烙印效應的持續影響下，其將會對高風險、長周期性的企業創新活動產生抗拒，更傾向于采取保守審慎型經營決策。需要關注的是，本文的研究結論并不意味著具有貧困經歷的CEO在工作過程中具有不佳的行為表現，僅是闡述前期貧困經歷帶來的貧困烙印會對其產生持續影響，進而作用于企業創新決策。

第二，三年自然災害經歷能夠顯著增強CEO童年貧困經歷對企業創新的負向影響，即童年經歷過三年自然災害能夠強化貧困烙印的塑造效果。從烙印理論的“敏感時期”要素來看，在貧困烙印生成的特定敏感期內，同一時期的三年自然災害使得個體在貧困階段所面臨的貧困程度更高，其須直面的資源約束、生存威脅以及由此產生心理負擔也將相應增加。在此情況下，個體將會對這一時期的貧困環境表現出更高的敏感性，進而強化了CEO童年貧困烙印的塑造效果，進一步降低了企業創新活動的實施水平。可見，同一敏感時期微觀生活貧困環境與宏觀貧困環境的路徑疊加將會加強貧困烙印的刻印程度。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