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論文，本文以民營上市公司2010年至2020年的A股民營上市公司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參照定義手工收集整理了樣本期內發生國有化轉變的民營上市公司并將實際控制人始終未發生變化的民營上市公司作為對照組，發生國有化轉變作為處理組。

1.前言

1.1 選題背景和研究意義

1.1.1 選題背景

在中國經濟改革開放進程中，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過程中，我國對國有企業做過大規模改革，由此產生了大量的民營企業、集體企業等，為中國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作為兩種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業類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呈現了不同的效率表現。民營企業一直被視為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上世紀八十年代許多學者根據產權經濟學、委托代理理論等方法得出了“國有企業必然是低效率的”觀點并驗證了由于委托代理、激勵機制和代理成本等因素的影響導致國有企業內在低效率。事實上，民營企業可能存在效率過高的優勢但是也存在一定的企業短視；而國有企業也許效率不高但是卻有利于社會穩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積極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旌纤兄破渲幸粋€改革方向就是民企國有化, 即將民營資本部分或全部轉讓給國有資本。

許多中東、拉美地區在20世紀60-70年代掀起了石油的國有化浪潮。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為了減輕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傳導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并穩定民心，像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通過國有化的方式救助了財務困境和瀕臨破產的大型企業，并承諾在企業績效改善后將股份再回售的方式還給私營企業。我國也在此期間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對國有企業施惠。金融危機掀起的“再國有化”浪潮引發學者對國有化現象的廣泛關注。國有企業進步而民營企業退步了嗎？對這個問題討論的關注度表明了研究該現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西方經濟學的普遍觀點是國有企業是低效率的、“國進民退”是不利于經濟發展和企業績效的。學術界對國有化現象的主要爭論就在于國有化現象是民營企業由于受到自身發展主動尋求國有背景的國有企業保護與資源便利等因素而主動尋求國有化，還是國有企業出于資源控制動機對表現較好的民企進行收購的結果。如果說“國進民退”簡單的被視為國有經濟部門占經濟總量的份額逐漸增大；恰恰相反，官方的數據表明在規模、生產、雇傭員工、營利性和稅收貢獻上國有力量表現的并非十分強勢。然而，不能僅僅從一些經濟指標來定義中國國有經濟的總量地位。在財富榜上，我國上榜的企業中，國有企業數量占據主導地位。此外，大型國有企業不論是在國內市場還是在國際市場上依舊是占據主導地位(Elliott 和Zhou 2013； Hsueh，2011)。在2010年，世界500強企業中，我國有42家企業在財富榜上榜，其中39家公司的實控人均為國有資本。經濟學人（2011）認為中國政府通過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進入商業領域，不僅僅是通過對戰略行業的控制，還通過設計了許多有利于國有企業市場準入的條款。

1.2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

1.2.1研究內容

本文從民營上市公司微觀的視角出發，基于2010-2020年民營上市公司95家經歷民營化的A股上市公司樣本以及1599家在樣本期內實際控制人未發生變化始終為民營上市公司的樣本，通過面板二值模型探究國有化現象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和主導；接著，本文考慮到民營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發生轉變的時間點不同，基于實際控制人發生變化相對于實控人始終為民營上市公司的企業，本文采用多時期DID模型對國有化所產生的影響后果進行實證研究。本文的邏輯研究思路見圖1-1。

2. 文獻綜述及研究假設

2.1 文獻綜述

2.1.1 企業所有權性質變更的動機

私有產權和國有產權在經營決策方面存在一些不同。具體體現在，第一，國有企業的總經理是作為企業的代理人做出經營決策并經營企業，對企業的剩余資產不具有索取權（Shaprio和Willig，1990）。第二，民營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國有企業除了在經營的時候考慮到利潤與企業績效，還需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例如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增加政府補貼以期實現一些政治目標（Vickers和Yarrow，1988）；而經營目標多樣化本身就是對企業績效產生影響的一種體現。第三，國有企業與政府官員產生的政治聯系給一些腐敗官員提供了可乘之機；利益輸送造成了國有資產的轉移和國有企業的低效率（Shleifer和Vishny，1994）。因此，長期以來西方學者普遍認同低效率是國有企業的一個特征，是不利于經濟發展和企業價值的（Djankov和Murrell，2002；Megginson和Netter；2001；李濤，2005）。然而，基于私有產權在金融危機表現出的慘痛經歷，眾多學者對私有產權的優越性產生質疑，通過對上市公司進行實證分析發現降低國有資本占股并未顯著提高企業績效（Wang，Li，Colin 和Tian，2002）一些學者基于此對企業私有制的轉變進行了大量研究，得出的結果也不全是支持私有產權的優越性（Estrin，Hanousek, Ko?enda和Svejnar，2009）。沈昊和楊梅英（2019）基于招商局集團的混改案例研究發現充分發揮市場活力，國有控股企業也不一定導致低效率。結合眾多學者對私有產權表現的研究發現，民營企業的表現不一定是高效的，而國企如若可以充分發揮其資源配置優勢，在特定時期其表現也不一定是低效率的。

2.1.2 國企民營化的動機與效果

民營化對企業績效影響的兩類代表性理論觀點即政治觀和經理人觀。政治觀普遍認為國有企業低效率是受到政府“無形之手”的影響。為了實現政治目標而干預國有企業的經營而需要平衡“企業盈利性”與“國家公共性”（Shleifer等人，1994；周耀東和余暉，2012）；而民營企業的私有產權性質給其更大的空間去追求財富最大化（Boycko，Shleifer和Vishny，1996）。經理人觀則認為國有企業缺乏有效的管理層監督機制和激勵機制，國企的管理人往往是由政府任命，對決策享有的收益份額較低（Hart，Shleifer和Vishny，1997）。

2.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前人的研究多數集中于在改革開放初期對產生的國企民營化現象和效率進行研究。對國有化的研究相對較少，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似，對新時代國有化相關問題的討論存在一定的不適用性。本文結合當前最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情和經濟高速高質量發展的地位，對國有企業效率進行新一輪的探究。首先，為了使得文章具有邏輯性和合理性，本文通過對國有化政策和相關理論的梳理總結作為本文研究的理論基礎，有關國有化的經濟理論主要包括政府“援助之手與掠奪之手”理論、政府“資源配置”理論以及政府“政策性負擔與責任承擔”理論。根據以上理論基礎并做具體分析后，我們提出本文三個研究假設。

2.2.1 政府之手與企業資源需求論

一些學者認為國有化浪潮是在國有化-私有化周期演變的背景下被討論的（Shleifer，1998；Megginson和Netter，2001）。在市場化進程中，企業為什么要進行國有化？現有文獻從兩個視角分析了國有化的原因。Rosa和Perard(2008)研究發現國有化是應對經濟危機的有效手段。通過國有化的方式對企業施以援手，有效的救助了受到危機影響瀕臨破產的企業。盡管多種經濟或者社會因素導致公司產權結構發生變化，由帶有政府背景的國有企業對民企的收購并購仍然是導致國有化的主要原因。Champion(2001)認為國有化是基于政治利益最大化對民企干預產生的直接行為。俄羅斯在2004-2008年掀起的國有化浪潮也主要是為了實現政府對戰略性資源的控制（Chernykn，2011）。以上的研究表明，國有企業實施國有化主要目的是為了實現其政策性目標并意圖對重要資源進行控制。

3. 我國民企國有化的現狀 .................................... 22

3.1我國民企國有化的歷史演進 .................................. 22

3.2 我國民企國有化的現狀 .............................. 24

3.3民營上市公司國有化行業分布 ....................................... 25

4. 研究設計與模型設定 .............................. 27

4.1研究變量與數據來源 ................................. 27

4.1.1樣本選取 ..................................... 27

4.1.2解釋變量 ..................................... 27

5. 實證分析 ....................................... 33

5.1描述性統計分析 ........................................ 33

5.2實證分析與結果 .......................................... 34

5. 實證分析

5.1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3展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特征，可以看出，樣本期間共有5.67%的樣本發生了國有化的轉變。樣本的觀測值共有18661個，作為代表企業盈利能力的代理變量Roa、Roe和Ros的樣本均值分別為0.302，0.125和0.113。至于本文的控制變量方面，企業的資產規模均值為21.30，杠桿率為34.8%，企業的資產增長率均值為0.273，流動比率均值為2.45，企業的研發投入占比均值為4.78%。

6.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6.1研究結論

本文以民營上市公司2010年至2020年的A股民營上市公司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參照定義手工收集整理了樣本期內發生國有化轉變的民營上市公司并將實際控制人始終未發生變化的民營上市公司作為對照組，發生國有化轉變作為處理組。本文對國有化的定義采取狹義國有化定義即民營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轉變為國有性質，通過對數據進行處理最終獲得95家民營上市公司發生國有化的樣本。在實證研究中，本文首先通過面板二值模型探究影響國有化的因素并進一步根據地區市場發育程度，考慮不同企業的特點，進一步研究民企國有化的主導地位是傾向于由民企主導還是國有資本主導。接著，本文進一步探索了民企國有化產生的后果。由于上市公司發生國有化的時期處在不同時點，本文采用多期DID模型對國有化產生的好處與成本分別進行分析。本文對數據進行縮尾處理并對主要解釋變量采取滯后期的方法來解決內生性并通過了平行趨勢檢驗。為了降低內生性問題及樣本選擇偏差，本文根據傾向匹配得分的方式為每個處理組匹配兩個對照組樣本進行了PSM-DID分析，得出的結論與基本回歸基本一致，進一步保證了結論的可靠性。接著，本文通過將樣本分為經濟發達和欠發達地區以及將樣本分為受到產業政策支持的行業以及未受到產業政策支持的行業進行異質性分析，得出的結果與前文基礎回歸的結果基本保持一致。此外，本文進一步將國有資本相對控股的情況考慮在內進行重新回歸，實證結果與基礎回歸也相一致。本文的實證結論具體如下：

本文研究發現，企業的財務績效越差、企業成立時間越長、市場化發育程度越低的地方國有化發生的概率越大。其中，市場化發育程度對民企國有化的影響顯著為負，通過進一步的實證研究表明在市場發育程度較低的地方，融資約束越大、稅負越重的地方發生國有化的概率顯著增加，并且這一國有化的動機更多的是由民營企業主導的。這是因為，往往民企在面臨財務困境或經營困難的時候更加具有動機去尋求解決危機的機會，國有資本的引入可以為企業短暫的擺脫財務困境，為企業提供經營所需的資金并為其帶來生機和流動性。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