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業管理論文，本文構建形成了區域“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力綜合評價體系：（1）跨境信息流連接力評價指標，由“互聯網載體（A1）”和“技術支撐（A2）”兩個二級指標，以及“互聯網普及率（a1）”、“固定寬帶訂用數（a2）”、“移動電話使用量（a3）”、“安全互聯網服務器數量（a4）”、“高科技產品出口額（a5）”、“技術整備度（a6）”、“創新能力（a7）”七個三級指標構成。

第一章 緒論

1.1研究背景及意義

1.1.1研究背景

一是中國企業傳統歐美市場正面臨逆全球化的嚴峻挑戰。李偉（2017）發現，隨著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為維持原有全球經濟地位，掀起了逆全球化浪潮，多邊貿易合作體制遭到挑戰，全球化進程面臨危機[1]。陳繼勇（2018）認為，美國聯合其政治同盟施壓中國，在地緣政治上圍堵中國，對中國挑起貿易摩擦，導致中國企業在傳統歐美市場的貿易拓展受到極大的限制[2]。沈坤榮等（2020）、徐奇淵（2020）認為，中國迫切需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降低中國企業對傳統歐美市場的出口依賴，拓展新興海外市場，尋找新的出口增長點，提升出口多元化程度[3,4]。

二是“一帶一路”沿線正成為中國企業重要的新興海外市場。一方面，“一帶一路”建設進展順利，2013年至2018年，中國同沿線國家貿易總額已超過6萬億美元，中國與沿線國家貿易額占我國外貿總額的比重由25%提升到2018年的27.4%。另一方面，中國具備主導構建“一帶一路”區域貿易價值網絡的必要條件，楊文龍等（2018）認為，沿線國家貿易具有典型的“核心—邊緣”層次性，中國對沿線國家的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具有引領帶動作用[5]；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產業互補關系強于競爭關系且中國企業的產品和服務具有高端競爭優勢（魏龍等，2016；李晨，2018）[6,7]；郭敏（2019）認為，“一帶一路”建設將成為新時期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指南針，為中國企業提供新發展機遇[8]。

1.2研究思路與內容

1.2.1研究思路

根據本文的研究問題，本文按照“機理——評價——實證——應用”的思路展開本文研究：首先是開展企業“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機理研究，包括對企業“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內涵進行定義，對企業“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途徑進行分析，對企業“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模式進行提煉，從而構建企業“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價值創造機制。其次是開展區域“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力綜合評價體系研究，包括提出并界定區域“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力概念及其內涵，構建區域“互聯網+貿易”跨境信息流連接力、跨境商流連接力、跨境物流連接力、跨境資金流連接力和跨境服務流連接力五個子系統評價指標，從而建立區域“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力綜合評價體系。再次是開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力分布實證研究，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力靜態分布研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力動態分布研究。最后是開展中國企業“一帶一路”沿線“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戰略應用研究，包括中國企業“一帶一路”沿線戰略集團連接戰略研究、中國企業“一帶一路”沿線國別連接策略研究。

第二章 文獻綜述

2.1“互聯網+”跨境連接研究綜述

2.1.1“互聯網+”行動

目前有關文獻對“互聯網+”行動的研究，包括集中以下方面：

一是關于“互聯網+”行動的影響與意義。美國經濟學家Jeremy Rifkin（2012）認為，互聯網技術將會成為人類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要形態，互聯網技術將會推動經濟社會的巨大變革[10]。國務院在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互聯網+”計劃，推動新興互聯網技術與傳統實體經濟相結合，促進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引導中國企業通過互聯網開拓國際市場，2020年國務院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強調，要全面推進“互聯網+”，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鄭小碧（2017）認為，當前我國各行各業已逐步從“+互聯網”向更高級的“互聯網+”融合躍升演變[11]。李曉華（2016）認為，實施“互聯網+”行動的戰略主體是企業，必須要充分調動發揮企業的積極性和能動性，依靠企業不斷深化“互聯網+”創新和應用[12]。

二是關于“互聯網+”內涵的研究。黃楚新等（2015）、寧家駿（2015）、吳曉波（2017）認為，“互聯網+”是一種新型經濟業態[13-15]；趙振（2015）認為，“互聯網+”是實體經濟與互聯網虛擬經濟相融合的“跨界經營”現象[16]；王磊等（2020）認為，“互聯網+”通過優化生產要素，驅動產業創新機制，重構商業模式等途徑實現社會經濟的轉型升級[17]；阿里研究院（2015）認為，“互聯網+”的基礎是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基礎設施；馬化騰等（2015）、周鴻鐸（2015）、吳琴等（2020）等認為，“互聯網+”具有“連接一切，跨界融合”的基本特征[18-20]。

2.2“互聯網+貿易”研究綜述

2.2.1“互聯網+”與企業貿易新業態新模式

目前有關文獻普遍認為，“互聯網+”作為一種技術革命和生產力變革，對傳統的企業國際貿易機理產生重大的沖擊。施炳展（2016）、潘家棟（2018）認為，互聯網對國際貿易具有顯著積極作用已成為大多數學者的共識[47,48]。石良平等（2018）認為，互聯網對傳統國際貿易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貿易空間、貿易結構、貿易成本、貿易參與者四個方面[49]。馮萍（2010）將互聯網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概括為三個效應：成本降低效應、市場擴張效應、貿易創造效應[50]。佟家棟（2019）、耿偉（2019）認為，互聯網做作為中介渠道對一國的貿易起著正向作用，互聯網與企業貿易活動有效結合，可以提升企業出口產品的質量，其中對中小企業的影響更為顯著[51,52]。張莉（2015）認為，“互聯網+”將從開放平等理念、國際貿易價值鏈、產品和客戶價值方面重塑國際貿易理念；“互聯網+”將改變國際貿易方式，B2B、B2C、O2O將成為主流模式；“互聯網+”將改變國際貿易格局，以中國為引領的亞太地區將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跨境電子商務市場[53]。

2.2.2“互聯網+”與企業跨境電子商務

當前，大部分有關研究文獻認為，互聯網與國際貿易融合的具體表現形式是跨境電子商務(張莉，2015；張夏恒，2020)[53,54]。張春玲（2021）認為，跨境電子商務是企業拓寬國際市場，提升國際市場競爭力的重要方式，是消費者獲取國際商品和服務的有效途徑[55]。來有為等（2014）研究發現，近年來，中國傳統外貿發展速度放緩，中國跨境電商發展迅速[56]。中國電子商務中心數據顯示，近年來跨境電商出口持續替代傳統貿易出口，2013-2019年我國跨境電商出口規模實現了19.8%的年復合增速，達到8萬億元，增速遠高于傳統貿易出口總額（2013-2019年復合增速為3.9%），跨境電商出口規模占比傳統貿易出口總額進一步提升至47%，逐漸替代傳統貿易出口。B2B模式是我國企業開展跨境電商的主要渠道，2019年中國跨境電商B2B出口規模達到6.3萬億元，2013-2019年復合增速為16.8%。此外，跨境電商B2C規模也保持高速增長，2019年中國跨境電商B2C出口規模達到1.7萬億元，2013-2019年復合增速為27.3%。

第三章 企業“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機理 ................................ 17

3.1企業“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內涵 ...................................... 17

3.1.1企業“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定義 ................................. 17

3.1.2企業“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基礎和動力 ..................... 18

第四章 區域“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力綜合評價體系 ....................... 32

4.1區域“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力內涵及構成 ............................ 32

4.1.1區域“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力內涵 ................................. 32

4.1.2區域“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力構成 ................................. 33

第五章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力分布 ............... 45

5.1研究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 45

5.1.1研究樣本選取 ......................... 45

5.1.2數據來源 ........................... 46

第六章 中國企業“一帶一路”沿線“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     戰略

6.1“一帶一路”沿線戰略集團跨境連接戰略

6.1.1戰略集團劃分

戰略集團是企業戰略管理領域的一個重要概念（羅輝道等，2005）[121]，是指一個產業內執行同樣或類似戰略并具有類似戰略特征的一組企業（Porter，1980）[122]。本文將戰略集團這一概念引入本文研究，依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力分布狀況，如表6-1所示，整合歸納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力組合特征，將具備相對同質組合特征的研究樣本國家歸類到相應的戰略集團，更好地幫助中國企業對沿線國家市場進行分類。

第七章  研究結論與展望

7.1研究結論

本文研究結論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明確了企業“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機理：（1）企業“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的內涵，是在經濟全球化和數字經濟背景下，企業依托“互聯網+”跨境連接功能以及跨境貿易關聯行業的服務，跨越國家關境將產品或服務銷往海外市場的跨國經營活動和價值創造過程；（2）企業“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平臺，可分為跨境B2B和B2C平臺；（3）企業“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平臺途徑，可分為跨境B2B連接途徑和跨境B2C連接途徑；（4）企業“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模式，主要有跨境直郵、“本土運營+海外出貨”、跨境O2O經營；（5）企業“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價值創造，主要涉及四類價值主體（核心主體、關鍵主體、輔助主體、寄生主體）和五種價值創造流（跨境信息流、跨境商流、跨境物流、跨境資金流、跨境服務流）。

二是構建形成了區域“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力綜合評價體系：（1）跨境信息流連接力評價指標，由“互聯網載體（A1）”和“技術支撐（A2）”兩個二級指標，以及“互聯網普及率（a1）”、“固定寬帶訂用數（a2）”、“移動電話使用量（a3）”、“安全互聯網服務器數量（a4）”、“高科技產品出口額（a5）”、“技術整備度（a6）”、“創新能力（a7）”七個三級指標構成。（2）跨境商流連接力評價指標，由“市場體量（B1）”和“貿易狀況（B2）”兩個二級指標，以及“國內生產總值（b1）”、“人均國內生產總值（b2）”、“國內最終消費支出（b3）”、“進出口貿易總額（b4）”、“貿易自由度（b5）”五個三級指標構成。（3）跨境物流連接力評價指標，由“海關管理（C1）”和“物流運輸（C2）”兩個二級指標，以及“清關程序效率（c1）”、“海關腐敗控制（c2）”、“班輪航運連接指數（c3）”、“航空注冊承運人全球出港量（c4）”、“物流服務的能力和質量（c5）”五個三級指標構成。

三是提出了中國企業“一帶一路”沿線“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戰略：（1）針對“強連接型”戰略集團國家，中國企業采取跨境連接系統戰略；（2）針對“穩健型”戰略集團國家，中國企業應采取跨境連接強化戰略；（3）針對“平穩型”戰略集團國家，中國企業應采取跨境連接刺激戰略；（4）針對“潛力型”戰略集團國家，中國企業應采取跨境連接開發戰略；（5）針對“弱連接型”戰略集團國家，中國企業應采取跨境連接培育戰略；（6）針對“一帶一路”沿線64個國家，中國企業應依據不同國家“互聯網+貿易”跨境連接力分布組合特征，采取差異化的跨境連接策略。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