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經濟學碩士論文，本文以2001-2022年中國31個省份為研究樣本。首先，通過對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AGTFP）相關文獻進行研究學習，梳理國內外關于農業綠色全要生產率研究的相關理論和方法，構建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

第一章  導論

1.1研究背景

農業作為中國經濟的基礎性產業，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促進社會穩定和推動經濟發展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自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農業發展成就顯著，主要農產品產量由35460萬噸增至2022年的85369.5萬噸，增加了近2.5倍。但是中國農業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也顯現出了一些較為突出的問題。一方面，隨著中國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推進，農業用地在不斷被征用或轉為非農用地的同時，大量農村勞動力因尋求更高收入的就業機會而涌向城市，導致農業面臨土地和勞動力雙重短缺的嚴峻局面，不僅使農業生產空間和生產力受到嚴重制約，還加劇了農村經濟轉型的內在壓力，形成了土地和勞動力短缺的惡性循環，進一步削弱了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傳統農業生產方式過度依賴要素投入，忽視了生態循環和資源保護，導致農業污染日益加劇，據統計，農業化肥使用量由1984年的1739.8萬噸增至2022年的5079.2萬噸；農業生產中總氮和總磷排放量分別達到270萬噸和28萬噸，占全國氮、磷總排放量的57.2%和64.7%，農業生產造成的污染已取代工業污染成為頭號污染源（高孟菲和鄭晶 2021）。長此以往，不僅會對中國糧食安全保障能力產生影響，也會造成資源的枯竭和環境的破壞，不利于中國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進行轉變。

為應對當前農業發展中面臨的生產要素供給不足、生態環境約束日益加劇等多重挑戰，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和推進農業綠色生產，致力于實現農業生產由注重“量”的增長向“質”、“量”并重轉型變革。近年來，中國政府出臺的一系列政策文件中均著重強調推進農業綠色高質量現代化發展。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更是明確提出要充分考慮我國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時代要求，發展低碳綠色農業，加快農業強國建設。由此可見，中國未來的農業生產不能再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傳統模式，而需要更加重視提升農產品的供給質量，加強農業的綠色發展，推進農業的節能減排、循環利用、生態保護，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和質量。因此，探索一條實現農業高質量綠色發展的有效途徑已經成為新時代中國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

1.2研究目的和意義

1.2.1研究目的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分析中國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因素并探索其組態提升路徑，具體包括以下幾點：第一，測度中國各省份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并把握其時空分異特征；第二，厘清導致中國各省份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在空間格局上產生分異的影響因素，解釋不同影響因素的作用差異；第三，探索中國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因素的組態效應，識別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路徑；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結果，為中國農業高質量綠色發展提供思路和借鑒。

1.2.2研究意義

（1）理論意義

豐富了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研究內容。本研究在測算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基礎上，以多元化新增長理論為指導選取產業結構升級、農業科研存量和環境規制等變量作為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影響因素，并運用動態QCA方法從整體視角出發分析了不同影響因素之間的組態效應，探索了影響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關鍵因素與作用路徑，為推動中國農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撐。

第二章  相關概念與理論基礎

2.1相關概念

2.1.1生產率 

生產率（Productivity）的定量研究最早源于道格拉斯對于生產函數的研究，通常將其定義為生產的總產出與所需資源要素投入的比值，是衡量生產效率的關鍵指標。根據生產要素的數量，可以將其主要劃分為單要素生產率與多要素生產率。單要素生產率（Single Factor Productivity，SFP）是指單一生產要素（如：勞動、土地、資本等）在一定時間內經濟產出的貢獻程度，通常以該投入要素與總產出之間的比值來衡量。由于其計算方法相對簡單且容易理解，因而在早期的生產率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石曉平和郎海如 2013；Wang et al. 2015），尤其是在勞動力生產率等領域中取得了重要成果。但隨著研究的深入，單要素生產率的局限性也日益顯現，其僅考慮到了單一要素的影響，并未考慮到要素之間的替代效應，而實際生產活動則是多種不同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導致其難以全面準確地衡量整個經濟生產活動的生產率水平，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轉而使用考慮更加全面的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最早是索洛基于對生產函數的定量研究提出的，索洛將其定義為除勞動、資本等投入要素轉化的產出后總產出的“剩余”，即總產出中無法由要素投入解釋的部分，其在測算時將生產過程中的所有要素包含在內從而能夠系統地衡量投入轉化為最終產出的總體效率。全要素生產率可以反映資源配置狀況、生產技術水平等多方面的變化，還能夠從速度和質量兩方面來衡量經濟增長水平，被視為衡量經濟增長的重要指標。但是傳統全要素生產率在測算時忽視了資源與環境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制約，因而未能真實反映經濟發展質量。為此，學者們逐漸將可持續發展理念引入全要素生產率研究框架，從而衍生出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概念。

2.2理論基礎

2.2.1經濟增長理論

經濟增長理論旨在深入理解和解釋國家或地區長期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及其動力來源，且全要素生產率這一概念源于經濟增長理論。因此，通過對經濟增長理論的系統梳理，有助于全面把握全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中的關鍵作用及形成機制。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1）古典經濟增長理論

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思想在于強調資本積累、勞動力增長以及資源有限性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土地、勞動和資本等基本生產要素的積累，但是人口增長會以一種“馬爾薩斯陷阱”方式約束經濟增長，從而形成一種自我調節的困境。古典增長理論為后來的經濟增長研究奠定了基礎，并揭示了生產要素在經濟增長中的關鍵作用，但其過于側重物質資源的積累，忽視了技術進步、制度創新等外部因素的作用，未能有效解釋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為后續的理論發展提供了空間。

（2）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旨在回應古典增長理論無法解釋經濟長期增長動力的問題。在新古典模型中，索洛通過引入“全要素生產率”的概念，揭示了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根據索洛模型，盡管資本和勞動的積累可以在短期內推動經濟增長，但經濟長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是技術進步，而非資本和勞動力的簡單增加。索洛模型還提出，國家間經濟增長速度的差異主要來源于全要素生產率的不同，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則與技術進步、制度創新和知識的傳播密切相關。新古典增長理論雖然強調了技術進步的內在作用，但并未深入探討技術進步的來源和機制，而是將技術進步視為外生變量，同時對政府政策、制度環境等內生因素的考慮較為薄弱，無法全面解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增長差異。

第三章 中國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現狀分析 .......................... 18

3.1中國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投入產出分析 ........................... 18

3.1.1農業要素投入狀況 .................................... 18

3.1.2農業期望產出狀況 ................................ 21

第四章 中國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因素分析 ......................... 39

4.1變量選取及模型構建 ................................... 39

4.1.1變量選取 ....................................... 39

4.1.2機理分析 ................................ 40

第五章 中國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因素的組態分析 ........................ 59

5.1變量甄選與機理分析 ..................................... 59

5.1.1變量甄選 .................................. 59

5.1.2機理分析 .............................. 59

第五章  中國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因素的組態分析 

5.1變量甄選與機理分析

5.1.1變量甄選

通過第四章基準回歸結果可知，除人力資本外的其他解釋變量均對中國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了顯著影響。但是考慮到人力資本的影響存在地區差異，在糧食主產區及糧食主銷區均呈現出顯著影響，本章仍將人力資本納入QCA分析框架，以更全面地揭示不同變量組合對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協同影響，從而為制定優化政策和設計發展路徑提供更具針對性和實踐價值的參考與建議。

5.1.2理論分析

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是涉及一系列復雜的、非線性的條件組合模式，這些條件與結果之間的邏輯關系并非直接對應，而是呈現出多維度、交互式的特征，這種因果關系可能包含多種因素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使得提升路徑呈現出顯著的差異性。因此，為深入理解這一過程，本文基于前述回歸分析結果，從協同理論出發，采用生態結構視角進行分析（Ander 2017），重點考察主體間的協同作用，并強調外部環境對農業綠色發展的重要影響。具體而言，本文構建了“主體-環境”的影響因素組態分析框架，在主體選擇上，考慮到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是一個涉及多個主體的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本文將科研機構、農戶、政府和消費者四類主體納入分析；其中科研機構、農戶及政府分別用前述分析中的農業科研投入、勞動力素質及環境規制指代，而消費者則用以居民消費為動力的產業結構升級指代。在環境選擇上，本文將生產環境、外貿環境和自然環境作為相關變量，分別用規模經營、對外開放度和受災面積指代；這些環境因素不僅塑造了各主體的行為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農業綠色發展路徑的可行性。

第六章  主要結論及建議

6.1主要結論

為全面掌握中國農業綠色發展水平，本文以2001-2022年中國31個省市為研究樣本，對各省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展開探討，主要研究內容如下：首先，通過系統梳理中國農業投入產出狀況，構建了以土地、勞動、灌溉、機械、化肥、農藥和農膜為投入指標，以農業總產值和農業碳匯量為期望產出，以大氣污染、水污染和土地污染為非期望產出的綜合測算體系，運用超效率SBM-DDF模型對各省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測算，并結合GML指數、GIS空間分析等方法進一步揭示其演進趨勢及時空分異規律；其次，基于新增長理論選取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因素，構建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從整體和分組兩個維度探討了各變量對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效果，并進一步運用時間地理加權回歸模型揭示各變量在時空維度上的影響差異；最后，運用動態QCA方法，從整體生態視角分析各變量的聯動效應，探究農業綠色生產的必要條件，并歸納高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實現路徑。主要得出以下結論：

（1）中國農業綠色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在空間上仍存在區域發展不均衡狀況。首先，在時間維度上，我國農業經濟持續穩定增長，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在考察期內累計增長25.98%；進一步對GML指數進行分解發現，技術進步是促進農業綠色發展水平顯著提升的主要驅動力，而技術效率的改善對農業發展的貢獻相對有限。其次，在空間分布上，我國各地區之間的效率差異有所縮小，但農業發展依然呈現明顯的不均衡狀況，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高值區由西南向東北轉變，區域間存在較為明顯的兩極化發展趨勢。最后，在空間格局演變方面， 2010年后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正向相關性不再顯著，區域間的農業高效發展協同機制已經不再有效。

（2）中國各地區農業綠色高效發展受多種因素影響，且各解釋變量對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呈現出顯著的時空分異特征。整體來看，貿易開放度、農業科研投入、環境規制等變量均對中國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了顯著影響，但農村人力資本的影響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分區域來看，在糧食主產區，規模經營、勞動力素質和環境規制會對農業綠色全要生產率產生顯著正向影響，而產業機構升級和農業科研存量則會對其產生顯著負向影響；在糧食主銷區，經營規模、對外開放度、農業科研存量和環境規制會對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顯著正向影響，而產業結構升級和勞動力素質會對其產生顯著負向影響；

參考文獻（略）